郭道晖所看到的《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是以《历史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为蓝本的，这次讨论从1980年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
讨论情况以简报、快报等形式及时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有关领导人，一些重大的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编上报中央政治局。
据统计，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讨论中的争论焦点。
许多老干部直言，不赞成讨论稿中将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党的错误。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片面性错误，如“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等。
对于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科学的体系”，“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提法，也有很多干部提出质疑。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还找郭道晖，让他写个材料，要他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张爱萍、李锐、胡克实、朱德秘书陈友群等人则以亲历亲闻指出毛泽东为人行事的种种问题。
邓小平在“四千人大讨论”进行中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一方面肯定大家畅所欲言，另一方面重申利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民主氛围和勇气
1981年6月27日《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大讨论中所提到的对毛的许多负面评价意见没有被采纳。《决议》写道：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历史决议》通过后仅10天，即1981年7月7、8两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这个决议实际上可说是主持起草的领导人根据当时时势的需要，‘力排错议’的产物。”郭道晖说。
30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个历史决议？
“应当充分肯定‘四千人大讨论’是党内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决议》对上世纪80年代推动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郭道晖特别强调《决议》对“文革”的定性，“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毛左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思潮不得逾越的底线。”
当年对《决议》草案的讨论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引发激烈争议外，对“文革”前的历史评价也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最后《决议》给出了定性，“如认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断定‘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的……”
张爱萍之子张胜主张以历史的眼光看待30年前的《决议》，“什么是历史的眼光，就是要把它放在当时历史的环境中、历史的框架中去看。”
当年他父亲也参加了“四千人大讨论”，国家机关第14组第3期简报上，记载了他和同组人员的发言：
张爱萍同志：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孙冶方同志：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农机部宋敏之同志：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尽管这些发言以及主张对毛泽东做出更加客观评价的要求被“集中”掉了，但张胜认为这其中的“妥协、退让、放弃”，是审时度势、综合分析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稳健选择。“我们第二代领导人跟毛泽东的感情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他们共同打下了江山，毛泽东是他们的导师，他们敢于反思他，提出自己的东西，这个勇气是需要我们今天汲取的。”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