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死去的人活着会怎样，以假设来争论谁是谁非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假设都不等于事实，而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悲剧是制度制造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人的悲剧，包括是那些审判林彪“叛国案”者的悲剧。
林彪为何要“叛国” 出逃?在民主国家中，想当国家元首的人为什么不会因为竞选元首失败而叛国出逃?
无异，林彪“叛国” 出逃是为了避免暴力（强迫）的惩罚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这是“权力来自强迫”这一规则导致的必然选择。
林彪事件后，林彪成了中国人眼中最大的造假者――他说了很多极端吹捧毛泽东的话被当做最经典的造假案例。其实，最大的造假者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强迫是谎言之母。凡是谎言满天飞的地方、凡是歌功颂德之声成为主旋律的地方、凡是说真话会有牢狱之灾的地方，必是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林彪言不由衷的两面派做法，是当时那种制度之下的必然选择。他只有在说假话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利益。因为说真话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所以争先恐后说假话便成为邀功请赏的最佳选择。如果没有中大奖的诱惑，有谁会去买彩票呢?
悲剧性的制度不结束，悲剧就不会落幕。
1976年10月，制度的悲剧又重演了：试图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被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以先发制人的强迫方式夺去了权力。
虽然邓小平曾被强迫方式多次夺去权力，但他对华国锋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欣喜不已，因为“四人帮”的倒台使他有了复出的希望。
华国锋以惊心动魄的强迫方式获得的权力，使邓小平成为最后的赢家。当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获得的权力备感珍惜。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务实精神，艰难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
邓小平虽然无愧于他获得的权力，但他对得到权力的传统规则耿耿于怀。因为这种规则曾使他三起三落，使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他深知其害。面对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规则――从而保住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这成为邓小平一生的心结。
他曾心有余悸地说，当初抓（强迫方式）“四人帮”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警告同仁“下不为例”。但这种警告的效力有多大的持久性呢?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不无忧虑的坦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再次透露出他的焦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是很不正常的。
关于规则的作用，邓小平有深刻地认识。他有一段睿智而经典的讲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毛泽东同志……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年迈的邓小平迫切想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规则――新的规则可以使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强迫（暴力）方式改变政权。
一种新规则的扎根和生长，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培育。然而，生命给邓小平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也不必苛求这位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把什么事情都替我们做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胡锦涛顺利当选党的总书记时，邓小平已经去世。这次权力的和平更替，标志着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新的权力规则第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无论任何名义的革命或社会制度，只要是以一种暴力（强迫）代替另一种暴力（强迫），其本质上还是对强迫的复制，只是复制者（强迫者）不同而已，而多数人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迫的命运。
“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强迫是最大价值，只有强迫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权力来源于自由”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自由是最大价值，只有自由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呢?
我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而是“权力源于自由”的规则。
只有结束制造林彪悲剧的制度，林彪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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