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张沉甸甸的“革命借条”

　　近段日子，早报评论员连续读到“革命借条”的报道。借条的立据人都是游击队负责人，要求兑现借条的则都是当年债权人的后人。个案中，今天的地方政府大多以“缺乏相关政策”为由拒绝兑现。

　　恕早报评论员直言，读到这样的“借条新闻”每每心头堵得慌。相信诸读者也心存同感。

　　昨天读到的“革命借条”是一份“抗日借条”：“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共三十八担、大洋伍仟圆、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二分。建议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后人须保护及照顾。此据在偿还之日终结。”署名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三中队李兆培”，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此借条毛笔书写、繁体字迹、清晰工整，由债权人鸿文三姐的后人提供。《南方都市报》对债权人后人作了采访。经查《开平县志》及“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史料，中共1938年在开平县组织抗日救亡，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此借条是真的，其直接证据是，2010年，鸿文三姐的后人曾找政府“兑现”过另一张“抗日借条”。那张借据的笔迹与被拒绝兑现借据的笔迹相同，借的是大米，立据者也是李兆培(时任游击三中队队长)。当时，为避免造成负面影响，经时任市长刘海批示，由江门下辖的蓬江区民政局出面，给予鸿文三姐后人2万元人民币“奖励”。

　　闻鸿文三姐后人又要兑现第二张借条，蓬江局民政局长郑池浓无意中披露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秘密，“我们当时还写了一份协议，其中就写到我们是奖励，不是兑现，而且也写明以后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对郑的“协议说”，鸿文三姐的后人并不否认。但留给广大读者的合理想象是，如果当时不签这份“协议”，那2万元政府“奖励”无疑要泡汤。

　　郑接受采访所言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不考虑党和政府的社会形象。他说“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所谓胜利就是抗战胜利，而当时是民国政府，并非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以现在拿来兑现从主体上说就不对。”分析郑局长的话意无非是说，当年乃国民党执政，今天的执政党对“抗日借条”可以不认。在此，早报评论员要提醒郑局长：别搞错哟，整个抗战时期，国军并未在广东打过游击，借条的立据人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伴随一张张“革命借条”该不该兑现，每每有律师用法律对其作“机械式解析”，读来令人失语。譬如有律师称，此借条1944年所立，当时没有民法通则，得不到法律支持。此外，该借条早已过了20年追溯有效期限云云。可早报评论员不能不明确向那些地方的民政部门强调：兑现这张“抗日借条”，不是有无法律可依的问题，不是追溯期限问题，而是执政党的“信义”所在!它与当下的法律无干，只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干，与政治诚信相“大干”!

　　所见，无论是本次的“抗日借条”抑或半个月前广东惠州的“解放借条”，既然“兑现矛盾”已然公开，它就不再只是个单纯的债权债务纠结，而是必须讲“信义”的政治诚信!

　　考虑到民间仍散落有少量未兑现或不给兑现的“革命借条”，考虑到如今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建议民政部抓紧制定一个兑现办法，在全国实行同口径兑现操作。就是不考虑兑现，也须按同一理由作答，不可再让地方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作者：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