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选择
包产到户初期，崖口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已经是空心村的崖口，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
其实，崖口的村庄公社并非孤例。在中国，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村庄公社”是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它的领导者宣称，要把南街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其他类似的村庄还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圳宝安区的万丰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江苏华西村等。这些村庄所走的道路大同小异，最终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至今依然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完整保留公社基本体制的，却只剩下中山市的崖口村。
而崖口之所以没有分田到户，与其独特的历史有关。
崖口村位于中山市东南部，东濒珠江口伶仃洋，同香港隔海相望。改革开放后，广东出现了席卷沿海的偷渡潮。而崖口由于地利之便，率先成为了“空心村”。
恰在此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以农补工政策，上缴公粮的任务非常之重。自1974年便开始担任村支书的陆汉满介绍，崖口当年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
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支持不分。但不分也要承担政治风险。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村民们最后还是举手表决――不分。
但如果继续照搬人民公社时期的体制，也肯定行不通――此前，这一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低效、磨洋工、吃大锅饭等。崖口要继续保留这一制度，就必须改变这些制度弊端。
一开始，崖口人也不知道怎么改，只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崖口应该全面开放，有本事的人，可以外出谋生，而留下的，则结成集体共同应对风险。
如今，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崖口已经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公社制度。
卖地终于压倒了囤地
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
然而，陆汉满一手营造起来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进入1990年代后，却不断地面临着危机。
1978年，在安徽小岗村农民按着手印悄悄包产时，广东官员也冒着违法的风险迎来了全中国第一家外资加工企业――香港人投资的太平手袋厂。随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浪潮的珠三角便迅速蜕变为“世界工厂”，把曾经的鱼米之乡推搡着送入了现代社会。
崖口，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几乎在太平手袋厂入驻东莞的同时，崖口也引进了中山市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但在短暂的尝试之后，崖口却做出了“退工还农”的选择。
回忆起那段日子，陆汉满仍不免唏嘘。20世纪90年代，由于来料加工厂在珠三角越办越多，外商选择余地日渐增多，崖口大队既要当经营者向外找外商和订单，又要对生产进行管理，赢利难度加大。据陆汉满回忆，当年共投资了两千多万，但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两百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但不断增多的污染却让这位老人看到了工业的后患，他决定将集体力量从办工厂中撤出来，转而继续围垦。
于是，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走上了一条与周边乡村截然相反的道路：别村的土地在投资建厂中越来越少，崖口的土地却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
问题随之而来。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愈发成为稀缺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与崖口相邻的村庄便开始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发酵，崖口村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但陆汉满却坚持“绝不卖地”，他的理由是：卖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难分享；土地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方的人民也就丧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但他的坚持却未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公社的集体劳动虽然能给社员们一个温饱的生活，但在富得流油的珠三角，这样的生活远称不上富足。事实上，自1990年代后，村中的两极分化便越来越明显，那些出外闯世界的，在村中建起了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而参加集体劳动的，则多数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一层小平房中。而在卖地致富的周边的村庄，楼房建得更为气派，这些都在刺激着村民的神经。
陆汉满明显地感觉到，人心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矛盾在2001年终于爆发。当年4月，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
此事甚至引来了镇政府的调查组，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任何经济问题，陆是清白的。
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就再也合不上了。
2008 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崖口村正处在该市开发范围之内。根据计算，包括崖口村温泉在内9536亩的海滩土地将作为度假区和房地产项目开发。基于保护村庄土地的传统思路，陆不愿意将土地一次性被征收――这意味着崖口村将永远地失去该海滩资源。经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多次的谈判，村里决定以“出租”的方式使用该海滩。这种方式虽然得不到一次性的巨额补偿，但农户以后每年都能得到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而且至少能持续70 年。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他们还坚持以每年“一号大米”的价格为补偿的参考依据――村社领导人的思路仍然是尽可能地为村民和子孙后代提供一份永久性的社会保障。
但是，这时的陆汉满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为民做主”。每一个村民在心里都算了一笔账，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于是，当村民得知村委会制定方案是租地而不是卖地时，不满和抗议开始在村庄中蔓延。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名村民突然同时涌向村委会，将村干部团团包围，要求对此次租地行为作出解释，并对村干部进行各种语言攻击。此后，连续数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会的周围。
一周之后，崖口进行了关于土地开发方式的股民公决，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陆汉满即是其一。
面对如此统一的民意，陆只能无声抗议――他拒绝在卖地的协议上签字；卖地之后，他又拒绝领取可以分到的14万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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