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风暴到来的时候，张运山第一个被卷了进来，罪名是“苏修特务集团大头目”。据1979年县里给张运山平反的材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我父亲被关在供销社大院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每天给他送饭，但见不到他。我就整天骑自行车在那儿一圈一圈地转，只想看看他。”张玉福回忆说。
张运山被关进牛棚后，每天晚上都有造反派来光顾张家，房前屋后，掘地三尺。“若是情报员，家里必定藏了电台和坦克、枪支之类的武器吧，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张玉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后全家人被驱逐到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张炕。
“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开二哥的批斗会。我就在台下看着，我不想看都不行，必须得看。”张运山的妹妹张淑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提起文革，这个76岁的和善老太太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调门：“拿鞋底子、皮鞭、皮带抽他，完了让他爬回牛马棚。我实在不忍心看，又帮不了他。”后来，张淑娟自己也被关进牛马棚，落下严重的妇科病。
张玉福记得，父亲被打后，托人带话回来说口苦，想吃糖。母亲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块英国表卖了十几块钱，给父亲买了糖块。
张玉福对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齿。批斗会结束后，他埋伏在路边，待造反派经过时，拿弹弓打他们，结果是自己被追打。
终于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里干活，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张运山跳井身亡。
那是1968年8月，张玉福12岁。他一直认为父亲个性刚强，之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了。
集体平反
其时，整个宏疆村30来户人家，只有4户属于纯正的中国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4个混血家族，即徐维义家、张运山家、徐英杰家和袁吉先家。这4个家族都没能逃过这一劫。
徐英杰今年74岁，同徐维义一样，是村里所剩无几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儿。他记得，妻子张凤云被关进牛马棚时是夏天，天气闷热，整个村子也极沉闷。
“在路上碰见熟人都不敢聊天，小心又小心，生怕‘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每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就被抓进去了。”徐英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妻子被抓时，小女儿才刚刚满月，大女儿徐月娥每天抱着妹妹去牛马棚，让母亲喂奶，再抱回来。
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马棚里关了许多人，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1979年4月，县里来了平反工作小组，落实政策。一份平反材料显示，文革期间，百余人的上道干第二生产队（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干村），有32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有12名社员被监督劳动。
张玉福告诉记者，只要家里有一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整个家庭就都被认为是苏修特务家庭，因此，村里约70%的人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
除了集体平反之外，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召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张运山充当苏修情报员的这段历史早已清楚，不应作为政治历史问题。”
追悼会前，平反工作小组的人怕张淑娟在会场闹事，特地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就说，不是说我家里藏了坦克吗？你给我一个坦克镜子，行吗？”
被稀释的俄罗斯血统
文革的风暴过后，村子变得沉默且自卑，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尤其憎恶别人叫他们“二毛子”，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比骂他们的爹娘还严重。
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唯一的办法，是找汉人结婚，逐渐稀释自己的俄罗斯血统。
“咱们这种血统的人，尽挨斗，再找这种血统的人，要是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在饭桌上，老人苦口婆心教育下一代。
第二代中俄混血儿徐月娥是现任村妇女主任，也是县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开会时，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你既不是俄罗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国人。”
张玉福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娶了上海女知青为妻。组织上曾力劝他入党，并许诺可替他写好申请，只需他签名。“但我没同意，因为我父亲的事情，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可我儿子就入党了！”张玉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语气里不无骄傲。
张玉福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如今，村里已经出现了第四代混血儿，大多数人的容貌已基本与汉人无异。虽然仍有俄罗斯血统的特征留存下来，但这不但不妨碍他们被认为是纯粹的汉人，反倒是锦上添花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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