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少年报》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知心姐姐”问世后即使用的形象。
“知心姐姐”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专栏吗？这样一个传承了几代人的专栏团队，一直坚持“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让孩子说话”。83岁的姜达雅，教育专家孙云晓，以及最著名的“知心姐姐”卢勤，都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主力军。
80年代初，《中国少年报》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而该报的“知心姐姐”栏目在全国小读者评选出的“我最喜欢的专栏”里，名列第一。
姜达雅记得那是1956或1957年，她二十七八岁。在《中国少年报》当编辑的她去南京出差，在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照片上的她，辫子盘起来，微笑着。
1960年，12岁的北京小学生卢勤也到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标准像。怀揣着一个梦想的她，特意把短发留长，梳起了两根辫子，对着镜头微笑着。
那时的她们都没想到，日后她们的命运会跟大辫子的“知心姐姐”如此不可分割：她们分别成了“知心姐姐”的两代领军人物。
“知心姐姐”诞生
51年后，83岁的姜达雅回想起“知心姐姐”诞生的那次小组会，依然历历在目。
其时，姜达雅还是《中国少年报》“队的生活组”的一名普通编辑。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她，随着调到团中央工作的爱人来到北京，进入《中国少年报》。从那时起，“干了一辈子小儿科”。
《中国少年报》创刊于1951年，是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少先队队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除“队的生活组”外，还有时政组、知识组、文艺组等。“队的生活组”即新闻组，一二版内容大都由这个组提供。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1960年的一天，“队的生活组”组长朱洪开会回来后传达说，胡耀邦提出要搞“少年政治”。该如何在版面和报道中贯彻领导意图呢?会上，大家献计献策，讨论得非常热烈。
姜达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是朱洪说，解放前，上海《新少年报》有个‘咪咪姐姐’，指导孩子生活，很受孩子的欢迎。有人说，那我们不也可以有个什么姐姐吗?有人说，叫‘大姐姐’吧。大家说，不好不好。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叫‘知心姐姐’吧。大家一致同意，太好了，就是她!”
“知心姐姐”的定位也讨论确定了：第一，她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孩子们的小秘密、小烦恼都愿意和她说;第二，她要比孩子站得高一点，是孩子的辅导员。
1960年10月25日，“知心姐姐”在《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清秀的面貌，温和的眼神，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从此，“知心姐姐的话”代替了过去的编者按――“编辑大同志说”。
作为组里跑思想品德这个口的编辑，姜达雅写了很多“知心姐姐的话”。不过，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她写的了。因为，当时的报社社长左林提倡大家当“无名英雄”，都不署名。
她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时，“唯成分论”已开始大行其道，大量读者来信都提及“出身不好，抬不起头，没有前途”。姜达雅本人也“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姜伯彰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心有戚戚的姜达雅以此为题， 写了这篇。
文章出来后，影响很大，以致“文革”中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为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喊冤鸣屈”。“要不我怎么会对这篇记得这么清楚呢?”姜达雅笑着说。
在姜达雅的记忆里，“知心姐姐”栏目写得最多的是朱洪。朱洪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是《中国少年报》的创办人之一，“中英文都呱呱叫，笔头又快”，可惜后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如今又患有帕金森症，已无法接受采访。
1957年时的姜达雅。翻拍/本刊记者甄宏戈
“卢勤小友”的梦想
“知心姐姐”亮相时，卢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五年级，是班里的少先队宣传委员。班里同学几乎人人订阅2分钱一份的《中国少年报》，收钱订报和收发报纸，正是她的工作。卢勤是《中国少年报》的铁杆读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丝。每期报纸来，先看“知心姐姐”。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经常有少先队中队活动的报道。卢勤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如何才能让自己中队的活动见报。
她没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称她为“卢勤小友”，告诉她，只要活动新鲜，报上没有登过，就可以投稿，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总有一天会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让少年卢勤开始萌生了当知心姐姐的梦想。本来是短发的她，就是从那时开始，留起长发，梳起辫子。虽然活脱脱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样，但她自己却不满意，反复对照报纸找差距，终于发现，原来知心姐姐的头发多，因而显得蓬松;她的头发少，就显得脑门光秃秃的。她用圆珠笔把照片上的辫子加粗，又发明了新的辫子梳法：先把额前的碎发编成小辫子，再编进大辫子中去，这样一来，头发就显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张新的标准照，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不够像。
仔细研究后，她终于发现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亲切的微笑。她开始对着镜子练微笑，练多了，还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为自己勾勒出了蓝图：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他们中队的活动也终于成功见报了。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们响应号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中队活动：搜集资料，演活报剧，给哈瓦那的孩子写信，等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终于如愿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但是，她的梦想在1966年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大学的校门彻底关闭了。
《中国少年报》也在这一年停刊了。
卢勤下了乡，在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后来被抽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一直干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当起了“知心大姐”，经常帮找对象的人把关，到后来，只要谈1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一对是否合适，十拿九稳。
她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梦似乎渐行渐远。直到1978年。
卢勤记得那是11月的一天，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她正在做晚饭，一边收听着广播节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时，她听到了《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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