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大嫂杨绛”的韧性
“剩了我一个”杨绛2003年岁尾摄于三里河寓所
钱锺鲁先生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永远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杨绛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孩子，在钱家那个被称为绳武堂的几间大厅里跑来跑去，新婚的杨绛带给他一把有蛇皮外套的蒙古刀，他喜欢极了，立刻就别在腰上。
钱家规矩大，按照钱锺鲁先生的回忆，是极其“古板”，“一套封建老规矩压在小辈头上”，婚姻一般是遵从父母之命，像钱杨这种自由恋爱，“给我们以后小兄弟自由恋爱开了一个好头”。
按规矩，新媳妇进钱家门，必须穿着红裙在钱家祖先群像前和长辈前跪拜磕头，才算钱家的媳妇。传说杨绛没有磕头，可是按照钱锺鲁先生的回忆，大嫂向钱锺书的父母亲磕头跪拜，一切如仪。
钱锺鲁的母亲，也就是杨绛后来文章中提到的“婶婶”喜爱她，因为聪明，有幽默感的婶婶觉得，杨绛“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痴人痴福”。
钱锺鲁先生说，当初大嫂要去振华女校当校长，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不愿意，觉得应该在家做家务，但是大嫂的父亲老圃先生不乐意，鼓励她出去工作。可是杨绛在抗战后期真的身任钱家的“灶下婢”，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洗衣服买菜，知道她不好意思上菜场，钱锺书陪她一起去，两人说笑着就把菜买回家。她当时还在写喜剧，解放后夏衍、胡乔木都提出想重版她的戏剧作品，被她拒绝了。她承认，当时写喜剧，主要原因是为“稻粮谋”，出版后给家里买肉吃。
钱锺鲁先生最佩服的，也是大嫂身上的这种坚韧之劲，钱锺鲁先生觉得，杨绛先生身上的坚强性格有她父亲老圃先生的传统，老圃先生豁达，并不训示子女，不过他自己的言传身教，使杨绛变得坚强乐观。最著名的是老圃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的事例。
很多人是通过“文革”时期杨绛的坚强表现，觉得她不光是“文弱书生”，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是钱锺鲁先生说他早觉察这点。“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媛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也是这样，钱锺鲁记得，钱锺书穿着打扮都是大嫂一力负责，保证大哥每次都体面地出现在客人面前。
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钱锺鲁和妻子陈霞清特别难过，他们从前在机械部工作的时候，就住在钱锺书先生三里河的住宅对面，两家走动频繁，深知这种痛苦巨大。可是去见大嫂，杨绛竟一点眼泪都没有。陈霞清也是无锡人，用无锡话对大嫂说：“你哭吧，好受点。”
枯瘦的杨绛身体并不好，有阵子她只能扶着墙壁走路，陈霞清他们见到她没有眼泪，但在晚上要吃安眠药度日。“那时候安眠药只能按处方购买，限制很厉害，结果她吃的量大，我帮她去要药。”这种苦楚，只有身边亲近的人知道。钱锺鲁说，后来看到杨绛的文章，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他说：“大嫂太苦了。她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我去看她都带着孙子孙女同往，她特别高兴，说她们把福气带给她了，可是现在家里人不在了，她如何过？”
杨绛让钱锺鲁他们不要担心她，她说自己“要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办法，就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书里，把自己忘掉。她读了些古圣哲的书，最后选择了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很多遍，最后决意翻译这篇对话。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灭，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信念而选择死亡，杨绛想借翻译自己不识的希腊文，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新婚的钱钟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钱锺鲁觉得，她做到了。钱锺鲁先生说，大嫂一向是他们家的长者，平素大家敬重她的为人，不仅因为她的学识和名声，纯粹是因为她的人格上的魅力。陈霞清则告诉本刊记者，大嫂是整个家庭的偶像，最困难的阶段，她也不抱怨，只是为家里挡风遮雨，“‘文革’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从没听她说过，后来看书才知道”。
杨绛临近百岁的时候，家里人带着孙女去看她，带着蛋糕，钱锺鲁特别想孩子们能从老奶奶身上学到东西。杨绛并不像个百岁老人，特别会说话，有趣，口齿清晰，常叫钱锺鲁要听陈霞清的话，不听话就要陈霞清告诉她。还把孩子们送的生日小帽戴在头上照相，做八段锦给他们看，说自己身体很好，前些年她还带着陈霞清她们送的计步器在院子里走路。她已经超越了生死。
陈霞清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预先跟保姆说好，不能去太早。杨先生要梳妆打扮，陈霞清也特别佩服大嫂这点，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可是特别有派，百岁老人还有她自己的气度。
这种气度，在钱锺鲁看来，是天生的。他特意举出杨绛在“文革”时的例子来佐证：当时杨绛在“人民群众”揭发钱锺书张贴的大字报下贴小字报，讲清钱锺书没有反革命行径，结果被拉到千人大会上示威，要求她讲清楚。给她一面锣鼓，她一面跺脚，一面顶嘴，后来干脆就使劲敲锣。“人民群众”闹翻了天，押她去游街，众人始知杨先生不是娇小姐。到晚年和钱锺鲁说到此事，她还很高兴：“文革”中，外文所就她一人敢于和“革命群众”发脾气。她解释，在艰难忧患中，能吃苦是最重要的品质，“有信念”，就能克服艰难困苦，就像老百姓常说的“有念想”一样。
有尊严地活着
“文革”中，外文所同事郑土生是杨绛的朋友，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就在杨绛“贴小字报”的现场。郑土生原来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的老师是有“小钱锺书”之称的吴兴华，在来外文所工作之前，老师就叮嘱他一定要去找钱杨二位老先生多请教，可是郑土生不敢冒昧上前，觉得自己学问不好，有攀附的嫌疑。当时看见钱杨两位先生拿着小糨糊桶，在“人民群众”声称要打倒钱先生的大字报下贴声明，心里钦佩至极。“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郑土生在外文所不久就被纠出来，说是反革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要他填表登记自己的罪行。那时候他吃不下，睡不着，想到自杀。他把欠外文所同事的钱一一还清，其中欠杨先生75元，是他在前段为来北京申冤的老乡亲买火车票所欠的钱。可能就因为他还钱的姿态让人起了疑心，杨绛先生把钱扔到他抽屉里，并且留条子说：我的钱不用马上还，马上我们都要下干校了，你拿着钱买生活必需品吧，来日方长，你要注意身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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