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夺取权力之后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仍然不外乎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的生产问题乃是一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事，直到这时他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领域里占有至尊无上的位置，而且还能承认要向其他地方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但是政治问题就大不一样，按照列宁的理论，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便需随时随处地进行，没有什么可以例外。这个目标使得“一地之经验号令全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施政要则。具体说来，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动，把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理论变得具有实行操作的可能。
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涵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极端顽固而又奸诈狡猾的东西，即使在大寨这样充满着革命精神的村庄，一不小心也会让这一危险东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场，它就会钻到山沟里开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会钻到村子里来化公为私。这是因为人之本性中的私欲冥顽不化，只要这充满私欲的混沌世界还没有获得完全净化，专政手段也就永远不能放松。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种关注的包罗万象和细致入微，在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想象。劳动吃饭说话行路办事读报睡觉做梦自在其列，甚而嘴里一声叹息、脚上一双袜子、腕上一块手表，以及内心深处所埋藏的邻里恩怨儿女恋情之类隐私，也会进入他人视野之内。农民最隐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间的亲情似乎很难为外人离间。但是在大寨，对个人的关注可以势如破竹地进入家庭。比如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李田环和贾爱民，便因为担负起监视她们的富农父亲的责任，被誉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然而最具威慑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见之于无形，用陈永贵本人的话说，是“思想动向”。“动向”虽然不是现实，但却有可能发展成为现实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图隐瞒。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之思想动向公之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对策之需。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倘若属于自己阵营里的人，虽然决不姑息，但方式较为缓和。有些事无伤大雅，只需当场严加管束。比如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没有脱去鞋袜，陈永贵由此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表现，于是强令其赤足，以致儿子的脚底在烈日下烫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会有一些事情相当严重，非一个命令可以根治。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办法就是连续不断地把会议开下去，不彻底解决问题不使会议停止。这样的会议开得最长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续三个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队”队员，差不多在同一天里提出了离开大寨的要求。因为她们各自的恋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里，她们想要去与他们结合。按照农村传统的习俗，婚后理应女到男家。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是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习大寨，大寨的这么一大批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便证实了他的判断，“大寨有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而问题居然牵涉到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这就更加严重。他决定以郭凤莲为首次攻击的对象。于是，支部委员们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的感情。年仅19岁的郭凤莲这时泪如雨下，凭着少女的纯真和任性拒绝支部干涉她的私事。双方相持三个夜晚之后，陈永贵忍无可忍地抛出致命一击：“如不答应，开除党籍。”这令少女终于屈服。据说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党旗下的誓言，那中间有一句是“不怕牺牲，为党献身”。这样，无产阶级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其余的“铁姑娘”们，也纷纷做出斩断情缘的决定，并且宣布“死了也不出大寨”。这是郭凤莲在她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她日后果真接替陈永贵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闻名全国，与陈永贵这一次对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牺牲不无关联。
但是，把亲生儿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个泪人，都不能说明“全面专政”的违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实上，“全面专政”残忍地剥夺人的思想、信念、尊严、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来还要不寒而栗。陈永贵虽然对于逐字背诵毛泽东的话不以为然，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却让他刻骨铭心：“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创造，其实就是这八个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认自己，“没有上过学，理论水平也很低”，主要的办法“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某些具有想象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员一起，编造出许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万好之源”、“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亡”、“斗得私字扫地出门，斗得修字挖根断苗”，云云。有一首诗写道：“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诗，但却传播得更为广泛：“不怕‘犯上作乱’，不怕‘过分过激’，全面斗，及时斗，事事斗，处处斗，斗绝做绝，斗争不息，才能演好社会主义的新戏。”这些说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红色恐怖”。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们。但是，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深入到所有农民心中。甚至老弱妇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 “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这个孩子的表现被当时的报纸广为传播，作为大寨的斗争精神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明证。
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打击，一向都是一种统治的力量，是使人心惊胆战谨小慎微而又疯狂痴迷胆大妄为的根源。“中国人个个都是与人奋斗的天才”，一位记者在 90年代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这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泽东的半句名言，才显得格外尖刻。那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三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国人由此将自己的智慧应用于人事的算计与攻防。这种力量即使到今天也还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大多数中国人是在60年代中期诞生的“大学校”里学会这种本领的。大寨在这个大学校里成为第一个杰出的榜样。然后就是昔阳。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在 1966―1978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141条。伤者则不计其数。这是一连串恣意谩骂凌辱，甚至严刑相逼的直接后果，其中两人于乱棒滥鞭之下当场毙命，14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因为不堪忍受酷刑的惨烈自己了结生命，其自尽方式极为简单，再一次表明这是一群一无所有的穷光蛋：62人使用绞绳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还有两人一头栽进自家水瓮窒息而亡。这些事实在1980年8月公布出来，令闻者难以置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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