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喜逢1930年元旦。
元旦吉日，大雪初定，晴空万里。日光下，白雪耀眼通明，整个天地仿佛置于一个晶莹的世界。古田内外，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各处游艺坪上，一片欢腾，军民们满怀豪情，举行联欢，庆祝古田会议圆满成功。
这时，敌人的“三省会剿”风声日紧，开始进逼连城、永定、上杭、龙岩等地。面临敌人“会剿”的严峻局势，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右倾畏敌，产生悲观思想。新年前夕，他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主张所谓“流动游击”，“以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走州过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他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云云。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引起了沉思：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有一套，蛮精明干练的，可就是有点阴阳怪气。打仗时老躲在安全地带的司令部里指挥战斗，从不敢身先士卒，率部冲锋陷阵。在井冈山时，他就叨咕“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思想劣根性从未很好地触动、根除。曾记得，去年5月18晚上瑞金的前委扩大会上，他对时局的估量就很悲观，在会上嚷得很凶。现在，新年刚近，他又交来这么一封“贺信”，干什么呢? 看来，他是想说服我，接受他的“流寇主义”，去做“李闯王”哩!不。没有巩固、坚实的根据地，红军是站不住脚的，是要失败的，这是有教训的。林彪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又是红一纵队司令员，位高权重，不回复一信，帮助他转变思想，藉以教育全军 行吗?
毛泽东思虑再三，主意已定。
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房，给林彪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毛泽东紧锁着双眉，流露着不悦的神采，其心境真有点似司马迁给任少卿任安写回信了。他凝思良久，落笔写道：
“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客套、委婉地开个头后，毛泽东针对林彪历来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主张，来了个一针见血，单刀直入：
“我要提出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直抒胸臆，触及林彪的核心思想，指出：
“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写到这里，毛泽东停笔片刻，吹了口热气，揉了揉冻僵了的手，笔锋一转，从理论角度精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光辉思想。他写道：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 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为了阐述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必然性，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伴随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中国工人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星火燎原 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 星星之火 ，距 燎原 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最后，毛泽东满怀豪情，文思如涌，挥笔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有到来之可能 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是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科学的预见!
从批评、教育林彪出发，毛泽东在复信的结尾，又语重心长地写了几句：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对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明的主要目的也就在这一点。”
的确，这封长长的党内通讯，构思缜密，文笔跌宕，激情如涌，切中时弊，称得上是毛泽东中年时期的得意之笔。这封信结合红军和革命发展的实际，深刻地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各种基本矛盾，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历史也已经证明：这封信，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理论的光辉体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林彪，经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后，在日后的思想和行动上有所收敛、转变。但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出“毛选”时，林彪却告诉胡乔木，说他“没有见过这封信”，赖掉了。实际上，当时前委将这封信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军学习过。后来出“毛选”四卷时，删掉了林彪的名字，做了文字上的修改。1969年林彪上井冈山时，又用掩耳盗铃的手法，在他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中，说什么“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企图翻历史的老账。这是后话。
但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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