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前夕，中新网记者专访多位中共元勋后代，与他们一起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追忆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点滴。深受父辈教育的影响，“红二代”们虽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却仍然执著地坚持着父辈们留传下来的信仰，而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令他们和后人受用终身。
董必武女儿董良：深信前途会伐柯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董必武长女董良回忆，父亲一生不吸烟、不饮酒，但秀才出生的他每年生日都要写一首诗。最后一首诗，是在九十诞辰时写的自寿诗《九十初度》。虽然当时老人已经卧病在床，但是内心的信仰却依然坚定。
董良说，父亲特别解释了“伐柯”，“柯就是斧子把儿，你已经拿着一个斧子把儿，你再去树上坎一个斧子把儿。这个斧子把儿他给我们讲的很明确，是马列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列主义不是问题，因为手里已经有斧子把儿了，将来马列主义道路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
“现在党员队伍这么大，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他们披荆斩棘打开的这条路上，走的人更多了。但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人多了就是好事，他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他的追求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
董必武一生有三个子女，长子董良羽今年73岁，目前为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次子董良翮在年轻时下过乡，退休之后又投身商界，如今已是企业家。董良说，父亲并没有计划他们的人生，但是他的言传身教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董良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年逾七旬仍在坚持写作。她坦承确实受到了父亲的荫庇，但是更多是凭自己的努力，“不愿别人介绍我是董必武的女儿，觉得这样对不起老人家。”
“我不能代表他，但我和我爸爸一样相信，马列主义不会在中国消失。”董良说。“我个人认为，理想教育是我们党在这个大的历史变革期间需要的。”
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父亲严格要求“不近人情”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却做过十年童养媳，十几岁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文革”十年浩劫又让她的家庭支离破碎。
父亲带给刘爱琴深刻的影响，回忆过往，刘爱琴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称对她的严格要求，简直就是“不近人情”。据悉，刘爱琴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时，被父亲亲自把预备期取消了，让她又锻炼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才批准入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在内蒙古工作的刘爱琴借着给父亲送材料的机会回到北京，这一面竟成了父女二人的最后一面。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蒙冤致死。但正如刘少奇所坚信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
刘少奇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中共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论述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重要著作。“父亲最大的贡献我觉得是《党员修养》，”刘爱琴对这本菱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基本上也在里头，然后要求自己做一个党员，“如果是入了党，做了党员，还要拿修养来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在做人的时候，都要按他说的这些原则去要求自己。”
经历了历史沉浮和家庭变迁之后，刘爱琴选择乐观、坚强的面对生活，不辞辛劳地为父亲著书，传承刘少奇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
李富春、蔡畅女儿李特特：受母亲影响学农业
李特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舅舅蔡和森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舅母向警予是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她生活在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革命家庭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在那个动荡而危险的年代里，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年仅几岁的李特特就“被”参与到地下革命工作中来，只是那时的她，并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搞地下工作就是很危险，经常搬家，住得好好的，今天一下子住个楼房，很阔气的，过一阵子就住个地下室啊什么的。”李特特是外婆带大的，外婆告诉她，这是革命的需要，长大了就知道了。
1938年，中共中央将部分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4岁的李特特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子女一同前往，开始了14年的苏联生活。期间，李特特参加了1941年苏联爆发的卫国战争，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1952年，李特特从苏联回到中国，六十年代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战争年代，老一代革命党人为革命抛家舍业，而到了和平年代，对于子女人生道路的选择，他们也是从国家的发展着眼、以国家的建设为核心的。
“在大学学的农业，这都是有父母的影响，主要是我母亲的影响。”198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李特特从此成为扶贫一员，秉承了父母发展建设新中国的志愿。
朱德女婿刘铮：总司令精神财富让后人受用终生
“朱老总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让后人受用终生。”在朱德女婿刘铮的记忆中，总司令就是这样一位品德高洁的人。
虽已是耄耋老者，但刘铮仍对第一次见朱德的情景记忆犹新。“第一次见总司令是在解放区了，我不敢多说话，他也没有什么架子。他常跟我讲，他们那时候是怎么艰苦朴素的。他说，红军和解放军主要是靠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我们根本就存在不了。”
刘铮说，虽然朱总司令一生身经百战，为人却十分低调，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功劳”，而是怀着“革命到底”的信念，不断鞭策自己。
“他比较严格要求自己，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椅子啊，桌子啊，笔墨纸砚，都是从延安随身带来用的，他不要求一切买新的、高价的。那时候老百姓怎么生活，我们怎么生活，不许搞特殊化。”朱德不光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儿女。据刘铮老人回忆，刚回国的时候，他们夫妻和朱总司令一起住在中南海，等孩子两三岁了，朱德就叫他二人带着子女搬出去自立门户。
虽然再不是当年缺吃少穿的光景，朱德却始终保持着节衣缩食的习惯。1976年，朱德在北京逝世，他平生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下的不到两万元存款，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而是嘱咐夫人康克清替他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他走之后身边留下的是两万块钱。‘这两万块钱用来救济那些艰苦朴素、贫困的百姓。’他就做了很简单的交代，说这钱不能随便乱动。”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从小自警不能有特权思想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女儿，12岁住进中南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几年。周恩来夫妇没有子女，周秉德也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1921年，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伯伯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据说他自己填的表，一直填的是1922年，因为正式转为共产党是在1922年，名义、时间早晚这些他都不在意。”周秉德追忆伯父时，言语中总是透露着亲近和缅怀之情。
“让我伯伯替我讲一句话，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高官厚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从来不可能、也不会去走一句话的这条路。”周秉德回忆，自己曾有过两次这种机会，生活或工作条件稍微有所好转，周恩来都会审问侄女是不是因着他的关系。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你记住你现在是普通的学生，将来长大工作了，是普通劳动者，你们不能因为有一个伯伯是国家的总理，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周秉德形容，这是融汇在血液中的劝诫，印象十分深刻，她也一直以此为警语要求自己。（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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