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既致力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为现代化提供制度动员机制，同时，最大限度集中有限的资源力量，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它努力实现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政治制度框架，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同时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中各种意见集中综合，使政策和法律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协调。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保证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形成及时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的高效率。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直随着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实行、终身制的废除，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制定，这些都是中共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今年中国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这是这个国家彻底告别漫长的人治历史、坚定走向法治国家的明证。作为执政党，中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另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保证着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腐败现象也正在得到预防和惩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不会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极大、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并将“发展”视为“硬道理”、“稳定”视为“硬任务”，坚持将改善民生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并通过推进改革和发展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越来越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严书翰说，“在世界上，民主是没有一个固定模式的，民主必须适合国情。”
中国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
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西方的主流社会正日益担忧，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西方曾有两大冲突理论，一是“社会制度冲突论”，二是“文明冲突论”。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正在形成第三种冲突理论——“发展模式冲突论”。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社会曾对中国击掌欢迎，认为中国将很快会演变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加入它们的阵营，但是，当他们的期待“受挫”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掀起一轮接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并进行了以“围堵”和“接触”为代表的种种两手策略。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王万征分析指出，中国在解决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逐渐摸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不是要向全球输出。
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其外溢价值主要在于，“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成功的先例。中国并不主张别国机械照搬和原样套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中国认为，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各国人民拥有的自主权利，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法则。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中国提出“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和谐共存”，正是不挑战西方模式、不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任何国家的真实流露。2010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提出：创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谐共处的典范。
胡锦涛主席向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建议：使中欧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合作双赢、共同发展的典范。
中国认识到，不顾国情移植、照搬发展模式，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中国绝不会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
西方的一大担忧来源于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使得西方一些国家民众的价值自信心、道德自信心和历史自信心有所下降。同时，世界上一些欠发达的地区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也让西方一些人产生了自我动摇和生存忧虑。
“在西方主流社会，甚至产生了历史可能已经不在他们那边的悲观情绪，自身发生了审视性的怀疑，这是西方一些人由之前的优越感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
中国对外交往并非奉行“自私的孤立主义”
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受重商主义的利益驱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表现出一种“自私的孤立主义”，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而是经常性的“免费搭车”。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所长季正聚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一种误读。他说：“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越来越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无法否认的。”
200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向国际社会庄严宣示中国发展的目的是推动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一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的发展和主张使全球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制度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个制度环境主要是指与发展问题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当前存在的种种发展矛盾和问题，既有一些国家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
中国本身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同时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害者，因此，它一直强烈主张，要实现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就必须建立公正、公平、普惠、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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