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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时俱进 中共:不会跟美共讨论“武装起义”

www.sinoca.com 2011-06-22  网易


今年3月10日,拉脱维亚总理(右三)与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左二)举行会谈。新华社

  中共:不会跟美共讨论“武装起义”

  从早期的帮助兄弟党分忧,到现在按四项原则开展与包括其他共产党在内各国政党间的交往,中共的政党外交也在与时俱进

  位于北京城西木樨地附近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大院,6月10日迎来了一批扛着“长枪短炮”的外国客人。面对30余家境外媒体的近40名驻京记者,中联部副部长艾平和新闻发言人黄华光侃侃而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担负着中共党际交流的中联部,首次对境外记者揭开“神秘面纱”。

  “我们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各国政党广泛交往。”艾平在座谈会上的表态,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今中共政党外交的总体特点。与之相映的一组数据是:目前中共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或政治组织保持着接触和交往。

  取得这样的成果,绝非一蹴而就。如果把视线转向中共与其他共产党的交往历程上,就更能体会到今日中共政党外交的嬗变轨迹。

  代兄弟党起草纲领走不通了

  说起中共政党外交工作的起源,还要从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的一席话开始追溯。

  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你们应该懂得你们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将国内统战工作与当时属于统战部管理的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分开。

  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亲笔致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其任务是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这一天,因此成为了中联部的建部纪念日。

  建国初期,协助外国共产党制定纲领和政策、帮助外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援助越南抗法战争和援助朝鲜抗美战争等是中共政党外交工作重点。1954年后,亚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发动武装斗争的一些亚洲共产党,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鉴于此,1956年春,党中央决定停止此项工作。“对兄弟党,不要代人家起草纲领,他们起草好,拿来给我们看看提些意见可以。我们过去也给人家起草过纲领,那样是行不通的。”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外交部务虚会上说。

  确立党际交往四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政党外交工作也不断调整和改进。但后来国际共运遭遇挫折,以及受文革的影响,政党外交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

  回顾那艰难的20年,中联部前副部长朱善卿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们错估了国内形势……也错估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把 “革命制止战争”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并积极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搞武装斗争”,“闹革命”,而实际上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

  在文革结束至十二大召开这段时期,中共一方面逐步恢复与一些国家政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探讨新时期究竟什么才是党际关系的准则。1980年5 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是一条重要原则。”

  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细化。“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十二大被正式提出,并成为中共政党外交的一大转折。

  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握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党外交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用中联部前副部长朱善卿的话说,“(工作对象)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逐步扩大为‘四类政党’,即共产党(包括老党)、发展中国家友好政党、社会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2010年底,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美国两大政党第一次邀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赴美访问。“这是前所未有的。”中联部发言人黄光华评价说。

  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中共还同时保持着与美国共产党的接触。同样是接触,对象不同,侧重点就有所区别。“我们跟共和党、民主党交往更多的是在如何加强相互了解、推动两个国家关系发展等方面,跟美共,我们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一些探讨,(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的发展有些什么问题。但不会跟美共讨论如何进行武装起义这类问题。”艾平说。

  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开放姿态,引发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外媒的疑问:中国共产党本身是靠武装斗争起家的,现在为什么立场发生如此巨变?

  对此,艾平的回答是:“中共的一系列决策都是与她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判断密切联系。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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