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谁种地谁干脏活累活

　　二十年后，谁来种地，谁来干脏活累活

　　有论者认为西方国家发达的人都很舒服，因为富；无欲无求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也很舒服，因为不怕穷。据我所见，不尽如此。我在西班牙这样的休闲国家，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丰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都在饭店看到过忙个不停的服务员。每个服务员要负责十几张桌子，从点单，到上菜，再到买单，一个人搞定，手脚不停，根本没有空闲时间。

　　再看看我们上海的饭店，服务员常常是三五成群在那里聊天，或者是一个人低头默默玩手机，想心事，他们上班时间也许不短，劳动强度并不大。大多数服务业的岗位，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劳动强度不大，工资很低，然后因为工资低，更没有劳动的积极性，能偷懒就偷懒，恶性循环。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雇了不少清洁工，却扫不干净厕所，雇了不少保安，却看不好大门。制造业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在工厂工作过多年，见识过流水线上的忙，那是机械化的忙，流水线的速度在，你必须跟着走，有的时候强度的确不小，但工人的积极性一般很差，同时非常厌恶流水线、机器。

　　这是在城里打工的。在农村种地的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青壮年劳力都在城市“打拼”，乡村里种地的大多是老弱病残。体力活儿干不动，也不愿意干。地里种的都是越少人伺候的东西越好。依靠多用化肥，多用农药，让农作物长大就行。直接导致一方面品种单一(容易种的农产品大家都种)，价格上不去，另一方面化肥农药滥用，成本下不来，并且土壤板结，农药残留增加。这样的情况，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是以损害长远利益为代价的。

　　目前的劳动体系，似乎是鼓励(当然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管工资是多还是少。上世纪80年代就号召“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家里吃闲饭”，有了一份工作，就有一份工资，就有相应的社保体系，或多或少有些保障。而且“无业人员”的称号，对于个人来说总是不太光彩，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总是不太“好管”。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基本上是这样的路子：许多活儿原来自己干，后来依靠外地人干，如果是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再后来依靠外国人干，最后依靠机器人干。去年，有个老板在制定办公楼外立面装修方案的时候，要求手下坚决不准采用玻璃幕墙，原因倒不是担心玻璃幕墙质量问题，而是担心若干年之后找不到擦玻璃的“蜘蛛人”。现在还有民工愿意干，20年之后，你看看现在民工的孩子还愿不愿意擦。那时候，你找谁去？外国人？机器人？

　　前几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时候，某省山区的输电线路铁塔倒伏，邻省的电力抢修队伍派出了以民工为主的专业抢修队伍。由于道路崎岖又断电，把非常沉重的抢修设备和材料从山下运到山上，就成了非常困难的任务。技术民工一方面体力不足，另一方面就算扛得上，也没有力气干活儿了，于是出钱雇用当地的老乡帮忙。在家乡的老乡也大多是老弱病残，干不了这气力活儿。好在老乡有几头小毛驴可以帮忙。没有小毛驴，就没有电。这个是我听说的。

　　按照现在的薪资体系和制度设计，事实早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城市里面许多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办公室的工作而失业，另一方面许多蓝领的技术活儿没人会干，脏活儿没人肯干，累活儿没人能干。这样的情况目前已经比较突出，但还没有到影响城市正常运转的程度，最多只是在过年前后，由于农民工的返乡而短暂凸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应当是未雨绸缪地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作者：沈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