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0年4月26日，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在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璞，副市长程锡景的陪同下，深入晋中平遥县视察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实地了解平遥县对即将在山西省召开的全国农村水利现场会参观点的各项工作准备情况，要求平遥县及市水利部门要精心准备，全力以赴，展示晋中及全省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营、管理水平。
资料图片：2010年08月12日，刘维佳一行在汾河大坝侯马段察看汛情。
编者按：“十二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工作难度不小，挑战空前。本报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下乡住村笔记”，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事例，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缓慢”的现状，更加深刻认识到“强农惠农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的重要意义。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 “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应多一些这样脚踏实地的调研。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山西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贫困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
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老霍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60来岁，朴实厚道，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
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和我同去的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
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
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100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
“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沁县虽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县，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不仅要增加投入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2010年12月15日，内容是对支书、副支书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温庄党支部是得到党员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2010年1月9日，温庄支部生活会的内容是批评 与自我批评，记录了一位叫郭晋宏的党员发言，“我今年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党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党员，也很少参加生活和组织会，只认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党员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党员的现状。
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
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
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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