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他们一次次将暗杀的枪口对准新政权的各级干部。1951年3月，毛泽东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就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身后射来的罪恶子弹
1951年3月，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点半左右，坐落于经二路的市政府礼堂内，传出阵阵锣鼓响，瑟瑟琴弦声。这里，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200余名代表，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黄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个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天，黄祖炎正在生病发烧，身体虚弱，本想讲完话后回家休息，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的节目主要是演唱、杂耍。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穷凶极恶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稍顷，那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没谁理会他，便悄悄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的座位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一萍等人，急忙把黄祖炎抱进汽车送省立医院。但因伤势太重，黄祖炎途中即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是谁?他为什么对黄祖炎下如此毒手?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混入八路军，1941年混入共产党内，1944年减租减息因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土改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土改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惟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黄祖炎被刺杀的严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当解放后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场彻底暴露。解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党内像王聚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们大都能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然而王聚民完全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
黄祖炎其人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 （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接连失去了4位亲人。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渲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
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毛泽东秘书：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第二次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毛泽东派他去新四军工作。黄祖炎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4年，与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黄祖炎初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但黄祖炎始终不离其左右，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毛泽东当时写的《寻邬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34年9月，毛泽东去江西于都县做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毛泽东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后来，黄祖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名医傅连，终于给毛泽东治好了病。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黄祖炎长征前调到中央后不久就得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要不是邓颖超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队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果然就把烟戒掉了。
西安事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为了加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他再次离开毛泽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时常因旧病复发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他善于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而在机关和部队中很有威信。
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4箱书籍外，还有一支派克钢笔。毛泽东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泽东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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