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北京有豪宅多处，后来又在上海买了一套花园别墅，作为礼物赠送给他的小蜜丁香。现在该别墅叫做“丁香花园”，是上海一景。
康有为在上海置业，坐拥别墅3套，都是几进的大院落，其中一套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后来被一名犹太籍开发商买走，改建成一排一排的新式石库门住宅，竟然住进去200多户业主，可见占地之广。
抗战前后，国民党高官无一例外都在上海置过房产，其中蒋介石的别墅位于东平路9号，宋子文的别墅位于岳阳路45号，蔡元培的住宅位于华山路303弄16号。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在上海置业的同时，在其他地方已经都有了房子。换句话说，他们名下的住宅至少都在两处以上。
据解放后调查，在上海市区拥有1000平方米以上豪宅的业主，共有3000多个，其中又有160个业主的房产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他们分别是军政要员、富商大贾和黑帮头子，以军政要员为主。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平民百姓都买不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1927年上海市政府发布《建设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书》，开头就说：“居住上海之人民，除却少数以外，生活上所最感困难者，莫过于住居问题之解决。”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发布调查报告，称有 36对夫妇因找不到合适的住处而离婚，还有198名男子因买房无望而自杀！
有些著名作家，像鲁迅、茅盾、瞿秋白，收入都是比较高的，可是也只能租房，为了节省租金，有时候还不得不跟人拼租，十几户乃至几十户人家分租一所住宅是常有的事。旧上海住宅多为两层小楼，楼梯侧面往往要隔出一小片空间来，弄成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叫做“亭子间”。瞿秋白租过亭子间，鲁迅也租过。大家可能记得鲁迅给住处取名“且介亭”，“且介”是半个租界的意思，“亭”就是亭子间。
作家能租亭子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收入比较低的群体连亭子间也不敢租。那时候，在租界附近租一个亭子间每月要花15块大洋，还得另给二房东小费，而一户工人全家月收入才26块大洋，哪怕四五口人挤一个亭子间，也得开销掉大半个月的收入，剩下的钱连吃饭都不够了。所以工人一般不租房，厂里不提供宿舍的话，他们就自建简易房。截至1948年年底，上海有100多万人住在自建的简易房里。他们的简易房盖在垃圾场上、化粪池边、臭水沟旁，用草席和破船搭建，房间黑暗，地面潮湿，蚊蝇遍地，瘟疫四起，同时还得经常面对警局的处罚和市政的拆迁。
在民国后期，尤其是抗战以后，房荒发生在每一个大中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汉口、杭州、昆明、宁波……无一不在闹房荒。1946年12月21日，《时事公报》第二版刊载评论说：“现在各处都闹着房荒问题，而愈大的都市则愈甚。”说的正是实情。而1944年6月 23日《新民报》刊载张恨水的文章：“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极少数人反有房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说的更是实情。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贫富贵贱，此事古难全，没钱的租亭子间，住贫民窟，有钱的买豪宅，理应如此。但问题在于，很多有钱的不必去买，豪宅就能自动上门。譬如李鸿章，他送给小蜜的花园别墅，其实是老部下送给他的贿赂；康有为在上海买那么多房，所花巨款居然是海外侨胞和国内同仁的捐赠――大伙把钱交给他，让他去考察宪政的，他却先拿出一部分给自己弄了个狡兔三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去上海接收“逆产”，顺便用强权霸占了很多本来应该发还给老百姓的房产，大大小小的房子都被他们按级别瓜分了，官越大，占的房子越多，住不完就租出去。他们获得房子之易、靠出租和倒卖空房获取暴利之多，简直超过现在贪占经济适用房的大小干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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