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应说共产党有坏蛋。《腹地》的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眼睛一样”陈企霞说。
1950年代初的王林。
“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1954年元旦下午，作家王林到吴砚农家做客。吴砚农是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
晚饭后，吴砚农劝导王林，对小说被禁一事，就不必再追究了。王林有些火：“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
吴砚农劝道：“历史自有公论，何必再追究？”
王林更加生气：“书被禁，他们想像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
两人不欢而散。回家后，王林把这些记在了日记里。
王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说《腹地》。这部以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小说，1950年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长篇小说。
没想到，王林“死了都要求要解决”的气愤之语，竟一语成谶。
《腹地》1949年版。
其实，早在《腹地》出版前，争议就开始了。
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小说用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村民在战时的生活和中共基层组织的状况，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处境和内心：支部书记也有私心杂念；主人公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地领导的怀疑和对恋爱的渴望。
王林对《腹地》异常看重，因为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拿命换来的。
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时，王林是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据日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刘绳回忆，为保护和储备干部，上级要求王林等人立即转移至西太行山区，但王林坚决要求留在冀中，见证反扫荡这一壮举。《腹地》就是他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像写遗嘱一样写出来的。完成后，他将手稿深埋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从土里把手稿挖出。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另一位作家沙可夫却来信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
在批评意见中，陈企霞的声音是最响亮的：“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政治影响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这是一次尖锐的警告，但是王林忽略了。他以一个作家的固执，拿着原稿四处奔走。
彼时，国共战事正紧，一部小说的命运不足挂齿。直到战争胜利前夕，《腹地》的出版才又重新提上日程。
1949年，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后历任天津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6月，周扬致信王林。虽然他并没有读完整部作品，但肯定地表示：“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此时，针对这部小说仍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让王林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
最终，在周扬的支持下，1949年8月20日，《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
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却会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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