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知识，几乎全都是从欧洲，即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来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在中共幼年，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了解，对中国应当如何革命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认识、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极大地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判断并规定适当的革命阶段性方针，从而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经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
以共产国际两次统战政策制定给中共带来的飞跃发展，即足以看出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统战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前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不过两三年时间，便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重新恢复一度放弃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共据此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革命方针，改行民主政治的斗争目标和争取一切中间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之初只有两三万正规军、两万多党员和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不仅成功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再度一跃而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拥有1.5亿人口，占据着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庞大政治军事力量，拥有了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实力。
但是，共产国际从欧洲，特别是从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战略政略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极大妨碍过中国的共产革命进程。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俄国人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甚至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这样一种政策策略来对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社会阶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到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对象，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从而使自己惨遭失败。
当然，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来说，共产国际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贡献。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泽东推上了最高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启用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资料可知，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有相当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秋收起义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此事让中共临时中央极度不满，严厉地处分了毛泽东，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却由此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一片天地，创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武装。对此，共产国际也很快给予了重视。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到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际，他们就已经很清楚毛泽东作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红军与根据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将毛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而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1934年，已经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共产国际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应该在中国党内成为最高领袖。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总书记地位，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做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中国党内能力最强，一心想要成就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推上中国党的领袖地位，意外地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未能料到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国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响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两年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发现，毛泽东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却意义重大。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实力。战后，它又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利用战后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不过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实现了20多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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