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制造链
为了将这些抢抱走的婴幼儿变成合法“弃婴”，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伪造或编造了相关文件材料。
记者根据这些资料，就2005年计生办抱走杨理兵女儿的案卷，进行了采访核实。
当年，该案的案由系杨理兵“非法代养一个孩子”。立案负责人为时任主管计生工作的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经办人包括计生办的刘唐山、李红旺、罗伟等三人。在案卷中，包括了结案报告、立案呈批报告、综合材料、分别对杨理兵父子的两份讯问笔录、杨理兵本人的申请书、民政办证明、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村干部证明等十份材料。
记者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证实，除了高平镇派出所出具的杨理兵登记结婚的证明是真实材料，其他九份材料均系编造或伪造。
在对“杨清正”的讯问笔录中，文字资料显示，“杨清正”承认抚养的女婴为“儿子杨理兵从外面捡回来的”，并表示“听人民政府处理”。在笔录上，在多处签字“杨清正”处，印上了鲜红的指模。
但是，杨家人称，高平镇计生办人员从未对杨父做过笔录，而杨理兵的父亲，正确的姓名应该系“杨亲政”而非“杨清正”。
在对杨理兵的笔录及其“申请”中，于2005年4月30日签字且按指模的“杨理兵”称，“我自愿申请将捡回的小孩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绝不后悔”。但事实是，女儿被抱走一个月后，身在深圳的杨理兵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全都是伪造的。”杨理兵对记者说。
“村干部证明”文件，是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姣”出具的。证明书称，杨理兵在外打工时“捡到一个女孩，未取名，一直放在家里由他的父亲代养。我村杨理兵还不符合收养条件，他父亲又年事已高，无力抚养小孩”。
事实上，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蛟的家，与杨理兵家隔着一座山。“我是给镇里的计生干部说过，杨理兵家养着一个女孩，当时听说好像是捡来的。”汪先蛟对记者说：“我当时不太确定情况。但这份证明肯定不是我写的。”
看到记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后，汪先蛟确认，“我的字不能写那么好的。这个签名、手印也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龙的‘蛟’。”而“证明书”的落款是“汪先姣”。
在高平镇向上级部门汇报的“计划生育违法案件”中，与杨理兵的案卷一样，相关材料中，当事人无一例外，均“承认”婴幼儿是捡来的来历不明的“弃婴”。
对此，曾任高平镇党委书记的陈勇称，被抱走的婴幼儿是有亲生的，但当时村民害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又希望继续生育男孩，因此都自称是收养的。
时任高平镇计生办主任周小方说，生下女婴的家庭，多将婴儿放在亲戚家抚养，以逃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计生干部在执法时，村民不承认抚养的婴幼儿是亲生的。
但记者对案卷涉及的相关当事人进行采访核实时，有血缘关系的抚养家庭，无一人自称这些婴儿是弃婴。
“他们抢走的是我孙女啊！”为儿子周英河抚养孙女的刘素珍，回忆起孙女被抱走时的情形时失声痛哭。她说，当时自己与孙女周娟被关在计生办二楼，计生干部让她在一份材料上按了手印，不识字的刘素珍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对于伪造“弃婴”文件一事，当年负责高平镇计生工作的刘述德对记者称，“不可能造假。”时任计生办主任周小方则对记者说，对于抱走计生对象婴幼儿一事，“当时已有结论，没有他们（指寻找子女的家长――编者注）说的那些事。”
一夜出炉的调查报告
经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证实，隆回县高平镇被计生部门带走的13名婴儿中，至少有7名是抚养家庭的亲生骨肉。之后，家长们一直抗争不止。
在“抢婴潮”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找到了遭遇相同的家庭。他们组成维权团体，向当地政府讨要公道。
2006年3月10晚，隆回县政府得知，多位被抢婴幼儿的家长打算到北京上访维权。时任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向才昂等人做出批示，要求隆回县调查处理。
当晚，隆回县县委书记杨建新、县长钟义凡等人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成立调查组。次日上午，隆回县从县委办、纪检委、计生局、宣传部等四部门抽调11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陈云鹤带队，赴高平镇展开调查。
时隔仅仅一天，2006年3月12日，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即出炉。调查组确认确有12名婴幼儿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被调查的12户村民分别为：合兴村魏太喜、大石村袁明友夫妇、白地村王义娥夫妇、黄信村周乐平刘素贞夫妇、金凤山村罗如冰、杏升村聂仙银夫妇、金凤山村周英喜夫妇、回小村袁家石、大田村周英明夫妇、凤形村杨清正、上黄村袁国雄夫妇和毛坪村袁新权。
前述调查报告称，被计生办抱走的12名小孩中，11名不符合收养条件，又未办理任何收养关系手续，属于非法收养。“在非法收养人主动提出送社会福利院的情况下，全部移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
调查组承认，只有袁新权与孙歌的女儿为“未婚先育”，“袁新权父子请求计生办工作人员协助……将该女婴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但是，经记者采访核实，调查报告中涉及的12户村民中，并非报告所称“婴儿或幼儿的来源情况说不清楚”。包括黄信村周乐平夫妇、凤形村杨清正夫妇、上黄村袁国雄夫妇等家庭，其抚养的婴幼儿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其中，周乐平夫妇抚养的，是其儿子周英河夫妇所生的第一胎孩子；凤形村的“杨清正”，抚养的是前述其子杨理兵的第一胎女儿杨玲；而上黄村袁国雄夫妇抚养的，是前述曾又东、袁赞华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
在调查组所涉名单之外，记者通过对家长及当时婴儿接生婆的调查核实，至少有七名被计生办抱走的婴幼儿与抚养家庭有血缘关系。
下篇：宝贝回家
婴幼儿被“没收”的家长们，走上了漫漫寻亲路。多年后他们发现，自己的骨肉已由福利院变成“弃婴”，而被外国家庭收养。如今，多位家长已确认了孩子在国外生活的信息
魏海龙回家
在“抢婴潮”中，合兴村五组农民魏太喜的养子，是被计生部门强行带走的小孩之一。
2005年10月16日上午，高平镇五六名计生干部闯入魏太喜家，将时年五岁的魏海龙带走。计生干部留下话，“交钱（社会抚养费）赎人”――魏家要缴纳6500元，才能领回孩子。
魏海龙是魏太喜收养的弃婴。2000年，魏太喜与妻子龙蕊（当时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贵州天柱县凤城镇打工时，捡到了一名出生约十余天的男婴。据魏太喜称，因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便将男婴抱养，取名魏海龙。当年春节，回家过年的魏太喜向一名村干部交了100元钱，希望办理收养申请和登记事宜。
六年后，当魏海龙已届入小学念书的年龄时，计生办干部李子健、陈孝宇等六人，突然登门，将其从家中带走。
根据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
针对民间大量存在的私自收养情况，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提出了“区分不同情况，妥善解决”，包括补办手续等手法。其中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私自收养，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并没有规定可以从收养人手中强制带走被收养人。
魏太喜家穷极，拿不出钱，他绕了几个弯之后，找到了时任邵阳市人大代表袁忠福。
袁忠福是高平镇江魏村种粮专业户，曾培育了杂交水稻新品“五彩稻”，当选为邵阳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接到魏家的求助后，袁忠福找到了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刘述德。刘对袁的答复是，小孩已送福利院，要交1万元社会抚养费方可领回。
对此，袁忠福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分别向隆回县人大、县政府等部门反映此事。
针对袁忠福的诉求，高平镇计生办于2005年11月2日向相关上级部门领导专函汇报称：魏太喜未年满30周岁（魏1975年12月生），不符合《收养法》第四款关于收养人须年满30岁的规定；此外，收养人未遵守关于“收养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而魏海龙是否为弃婴，也无相关证明。
高平镇计生办还在前述汇报材料称，因收养关系不成立，魏太喜“主动提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小孩，请求镇计生办将小孩送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经记者采访核实，计生办出具的魏太喜的“申请书”，如前述提到的杨理兵申请书一样，同系伪造。
在魏家向计生办讨要魏海龙期间，高平镇计生办却向相关上级部门汇报称，魏太喜听闻公安机关将调查其非法领养一事畏罪潜逃。而事实上，魏太喜及其家人，为了从计生部门手中要回养子而一直抗争。
得知魏海龙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后，其就读的雪界小学曾专门致函高平镇计生办，希望计生办领导“以孩子学业为重，让他赶快重返校园”。对此，计生办不予理会。
魏海龙是“弃婴”，还是如计生办称系魏太喜“买回”？为了查明真相，袁忠福奔赴贵州等地调查了解情况。据魏太喜当年打工的店主陆跃珍证实，2000 年6月的一天晚上，陆跃珍的商店门口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陆等人出门查看，发现裙包里放着一个出生未满一月的男婴。“可能是想送给我养的。”陆跃珍说，“但我不想要。我想到魏太喜爱人无生育能力，我劝他俩捡着带养成人，这也是积德。”
确证了魏海龙的弃婴身份后，在袁忠福的督促下，2005年11月底，高平镇计生办和派出所将魏海龙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回。被带走29天之后，魏海龙终于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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