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罪仇恶并非仇富仇官

　　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撰文称：我们有责任为弱势群体说话、争取公平、进行监督，但过于强化、渲染、夸张一些个案和现象，过于强调一种绝对的平均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那样只会把一部分人“仇富”“仇官”的心理煽动得更仇富、仇官。

　　仇官、仇富之说，我们并不陌生。但当今社会是否真有仇官、仇富心理，是否真的存在仇官、仇富现实，或可值得商榷。

　　一个仇字，具有强烈的对抗色彩。一般来说，仇不是单向的，你对我咬牙切齿，我不可能笑脸相迎。如果仇官、仇富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社会的走向将不堪设想。

　　仇的事实是有的。仇郑筱萸，不惜以13亿中国人的健康为代价，贱卖药品认证审批权；仇成克杰，一面“为全省人民脱贫致富寝食难安”，一面与情妇联手捞钱不遗余力；仇那些携款外逃的处长厅长行长，数千亿计的民脂民膏，为他们的骄奢淫逸埋单垫背；仇那些买官卖官同室操戈血刃相拼的官，把原本堂堂正正的干部队伍，搞成了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草莽与黑道。但这不是仇官，而是仇罪；准确地说，这是仇凭借官权、以官员身份践踏法律的罪犯。这种仇，是与法律精神一致的社会正义的表达。

　　还有一些为官者，官威至极而人性不张。县长的座驾撞伤了学生，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赴宴要紧，扬长而去；“团长夫人”认为自己被冒犯，就可以大打出手，扇服务员的耳光；分明是大庭广众之下非礼女孩，行为不检点，竟还振振有词：“我是北京来的，级别比你们市长还高”。对这样的人，群众当然是看不起甚至是仇视的，但所仇者，不是官员的身份，而是官身不载德的人品。这不是仇官而是仇恶，是一种世道人心的评判。

　　近年来，“三公”消费屡被曝光。超标购车，万元一席的招待宴，挂羊头卖狗肉的出国考察、学习，都会招致强烈的质疑与不满。这既不是仇官，也不是“葡萄酸”式的妒官，而是一种公民权利觉醒后的劝官：为官要摆正位置，花钱要守规矩，财政审批要还权于民。

　　仇富说有没有依据呢？郑渊洁写童话而致富，千万儿童与他的童话一起成长；袁隆平研究粮食高产而致富，为中国人的温饱作出巨大贡献；陈一舟经营的人人网5月4日在美国上市，其身价一跃而至18亿美元。每当国家有难、百姓遇灾之际，致富后的陈光标们总是及时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对这样一些靠勤劳、知识、才智而致富，致富后还能乐于社会担当、造福苍生的人，钦佩、感激都来不及，仇从何来？！

　　有些人的财富，每一分钱都浸透着不道德的血液，沾满了对公众利益的伤害。与财富连在一起的，是伪劣假冒、权钱交易、伤天害理，是矿难人祸、有毒食品、生态恶化，甚至是人的尊严与生命的丧失。诅咒这样的为富不仁，于社会，是为坚守价值的底线，于法治，是对猖狂乱法的必要声讨。

　　因而可以说，仇官仇富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而是一种概念转移、是非混淆的臆想。久而久之，这种臆想极有可能衍变成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似乎社会真的处于仇官仇富的纠结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厘清概念、辨明是非，阻断这种心理暗示的形成。应该达成一种社会共识：仇罪仇恶绝非仇官仇富。仇罪仇恶，能使社会保持必要的警惕，对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宁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包括让官员坦然做官，富人安享财富。（作者：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