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蔡元培营救学生后辞职
最为悲壮者，为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氏郭钦光，5月4日行动，他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三日后便悄然而逝，享年24岁。
5月4日当晚，蔡元培先生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仍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
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对于当晚他苦劝学生低调、冷静一事，蒋梦麟多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分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4.鲁迅忙着买房
1919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
对他们来说，这一年的5月4日似乎并不太重要。这天，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这两位声名鹊起的同胞兄弟并没有参与学潮。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
5月4日当天，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中，日记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隐晦著称的鲁迅风平浪静、轻描淡写记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先生上午赴朋友“红白喜事”，下午与文友聚谈，品茗赏书，一派悠然见南山之势。
而据史料记载，当日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生死存亡紧要关口，他如何抽空到了鲁迅家中，“交与书籍”后，所谈何事，这一切，今天也无所考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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