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宣判结束之后，你和王辉表示对这个死刑结果很满意，但是对民事赔偿不是很满意。
张显：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我们感觉到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赔偿部分与我们起诉书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当时起诉的赔偿是536000，落实下来只有45000块钱，这里没有死亡赔偿金，以及父母的赡养费，这一点作为我来说，我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是作为代理，就要获得他权利的最大化，没有我感觉纳闷，但是不能质疑法律，这些法官也是根据法律的相关条文来确定的。
到了25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一，我和张妙的爸爸、王辉，以及律师一块去问了一下法院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了关于人身伤亡的赔偿问题，我们知道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别，再结合了我们陕西省的生活水平，看了一下赔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至于死亡赔偿以及赡养费的问题，人家给我们解释是这样的，因为张平选不到60岁，具有劳动能力，就在案发当时，假如说，张妙一直在实际养活着他的父母，那这样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计算，因为这种计算是很难把握的，因为他不到60岁，是具有劳动能力的，这样把我们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我是他的代理，我就要对他负责，一笔钱为什么少，我们要给他解释，不要以为社会上对我们有一个误解，少了，普通老百姓也感觉少，少了我们了解为什么少，不是嫌给我们的钱少，这是两个概念。
然后我们经过研究，这个钱我们一贯的立场就是这样，法律是无情，但是人是有情的，法律上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争取，当然我们可以放弃，放弃我们是从人性的角度上考虑得，药家鑫已经通过他的生命为他的行为恕罪，将要恕罪，药家鑫是一个穷学生，他的父母现在也是很痛苦的，再让他的父母失去儿子的同时，再要钱，我们觉得从人性上，我们感觉我们不能做这么过，同时也想告诉世人，我们是很善良的，我们是有良知的，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我们是通情达理的，法和情我们也是知道的。
主持人：出事之后，王辉大哥一直没有工作，45000块钱对他们家庭来说是不小的数目。
张显：45000块钱，连我们张妙的停尸费都不够，45000，给孩子的补偿就是3000块钱，16年的赔偿，一天来说的话，孩子是5.26块钱，那孩子一天就吃一碗面条吗？王辉也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我们考虑这个钱我们不要，况且我们不愿意再伤药家鑫父母的心，虽然他狠心，我们不要通过这件事情再去伤害他们。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药家鑫的父母，假如药家鑫的父母一开始就能积极主动的道歉，或者在赔偿方面可以主动一些，会不会得到你们的谅解呢？
张显：他是很难谅解的，因为他现在很伤心，因为他失去了妻子，孩子失去了母亲，我从一个父母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尤其是张妙的父亲，他给我经常这样说，药家鑫是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药家鑫跟我的儿子是同岁的，我就想不到药家鑫犯了这么大的罪，父母怎么不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可以谈谈，认为他的父母是没有犯罪的，孩子犯罪了，父母理所当然可以在一起谈谈，很朴实，这是一个死罪啊，当你的孩子枪毙了怎么办，他还给我说，他不理解他的父母为什么这么心硬。
我的看法是这样，在开始阶段，钱可以买人心的，钱不是说多少，比如说你提个水果慰问一下他们，毕竟他的家里失去了孩子，你的孩子也是在监狱，父母都有共同点的感觉，没有去，刚刚发生没有去，春节也没有去，你的孩子在监狱，这家的孩子没有在身边，你可以作为父母来看看她的家长，王辉出事不久就住院，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不会怪罪他的，我们农村人有这么一句话，有理不打上门客，钱不管花多少可以买人心，但是到了法庭，钱是不能买法律的，法律是无情的，我们现在完全接受法律对药家鑫的制裁，因为他们也没有做到任何让我们谅解的条件和理由。
主持人：直到事发后的128天，张妙的家人和药家鑫的父母有了第一次的见面，那次见面双方都谈了什么，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见面呢？
张显：当时法庭审判完以后，那天是2月23号，我们领了传票，出来就遇到了一个女的，似乎我们知道这个是药家鑫的女律师姓杨，她说我们谈一下，我说下周已经上公堂了，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当时就拒绝她了，然后走开了就遇到华商报，华商报首先报道了我们这件事，外界才知道了，华商报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给了我们一个无偿服务的律师，我们对律师和华商报有感激之心，我们一起去吃饭，吃饭的过程中，坐在我旁边的人我不认识，在这个席上我们就谈了下周开庭的一些情况，张妙的父亲把我刚才说的话说出来了，我就想不到药家鑫父母心这么硬，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能见个面，坐在我旁边的人问愿不愿意见，他说愿意，到了2月26号，我看到华商报有下跪的那一幕，我给华商报打电话说，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我和王辉都是不知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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