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馆
八年前是板蓝根，今年是碘盐。其间还有白醋、绿豆――从2003至2011年，随着非典、甲流、张悟本与日本地震，这些寻常生活用品一次次毫无预兆地身价飙升。
3月17日当天，全国多个城市绝大多数超市的食盐货架上空空如也。媒体报道，武汉“抢盐帝”郭先生花2万多元买了一座由东风6吨载重卡车才能拉动的“小盐山”。
对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解读不尽相同。群体心理、谣言、不正当得益等等之外，民众科学素养被再次提起。恰逢去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是1.98%。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了七年才增加了一个多百分点。”对这个进步，曾担任《全民科学行动素质计划纲要》起草组组长的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不太满意。他以为，即使没有美国那样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七年时间，至少也应该翻一番才说得过去。
“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不仅是低，而且是十分低下。” 王渝生毫不讳言。
中国科普亦曾风流
“养鸽子、养蚕、钓鱼、种树。喜欢自己动手去做，比如将生病的熟蚕腹中还没吐出的丝液，取出来拉长就成为透明又结实的钓鱼线”，82岁的地质学家、科普作家陶世龙时常回忆起在四川山村里的童年生活。
当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看到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写的发刊词《读一本大书》时，他恍然大悟，这本“大书”就是大自然，如果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就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陶世龙为如今的城市孩子感到一丝惋惜。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培养“科学兴趣”显得更加刻意而困难。
“在日本没看到像我们国内一些幼儿园那样有豪华气派的塑胶场地，也不一定有宽阔平坦的水泥地操场。幼儿园大都有沙池、工具、大木桩和各种生活用具或自然物件，户外平地多由细小的碎沙石铺成”，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李麦浪在三年前参观英国、日本等国的托幼机构与社区后，称最大的感受是孩子们能够“阅读”环境。
对于28岁的南京女孩董嘉来说，大自然的确有些遥远。她是生长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和女性同伴常做的游戏不过是跳皮筋、抛沙包。小学的自然课每周一节，老师有时会带来青蛙让同学观摩。偶尔在户外上课，除了记得同学们放风似地向外疯跑，再也没有其他印象。
从初中开始，董嘉才接受比较系统的科学教育，包括物理、化学、植物等课程。化学实验课程不多，而观察高锰酸钾化学反应的乐趣，被化学女老师一句句唠叨打消：“试管一定要保护好，弄坏一个赔15块钱……”
高中时文理分科，董嘉选了文科，从此和科学无缘。她看到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问卷的一道题目，“电子比原子小吗”，心里暗暗叫苦，“高中学过的，偏偏忘记了！”
“从历次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随年龄增长是降低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助理张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5年启动的旨在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科技素养的“2061计划”，是将科学素养目标转化成基础教育（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或基准；而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缺乏系统科学教育，而中学又以应试而非兴趣教育方式为主，工作后更少有继续教育的途径。因此，没有培养起真正科学兴趣的中国民众，不容易主动走近科学。
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科学热潮中曾被拉近――科普作家陶世龙与白领董嘉分别经历过。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科学知识。陶世龙参与编纂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篇稿费7元钱。应通俗读物出版社要求，他还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薄册子，名为《地下有“阎王”吗？》，是专门写给农民看的通俗读物。
第二次科学热潮，出现在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此时，科普图书重新大量出版，科普出版社重建，科普创作欣欣向荣；上世纪80年代，《无线电》《大众医学》《奥秘》《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风行，各省面向农村的科技报还积极推动科学种田；《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在1984年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很多4至8版的综合性报纸也开辟科普副刊或专刊……
“你看看现在，报纸动不动几十版上百版，但是有科技专刊的多吗？”耄耋之年的陶世龙摇摇头说。改革开放后，这些科普专刊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很快被健康、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副刊，或是周末、时尚等娱乐休闲类专刊所取代。
“小儿科”的“老瓶颈”
三十年前，王渝生悄悄地为《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撰写科普短文，从来不敢署真实姓名（《光明日报》除外），以防单位同事知道后看不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他甚至坦白，“当时我搞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挣稿费。”一小时写成千字文，稿费十块八块，这在月工资只有一百来块的年代很是顶用。依靠着为《科技日报》撰写科技年历，一年下来，他还成为“科普万元户”。
但这些科普作品，在评定职称时如同废纸。如果有人把科普著作列入论著目录，是会被评委会嘲笑的：“你怎么能把科普的东西拿到科研上来？”搞不了科研才去搞科普，科普不过是“小儿科”，算不上个人成绩，如此一来，最有发言权的一线科研人员，即使是有兴趣，也未必能有时间精力进行科普工作。
科普文章的写作难度也是限制。计划明年出版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希望请“大学者写小文章”，不料有专家在会上坦言，大部分院士习惯了论文写法，很少能写出趣味性强的，还是由专家出个初稿，另请人来写为宜。
“钽的英文‘tantalum’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丹达拉斯在天堂喝水时被戏弄的情景。铌，也就是以丹达拉斯的女儿妮奥比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人们发现这两种矿石经常相依相伴。”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写作的化学科普书中的生动句子，类似这样的讲述风格，在美国科学传播书籍及报刊中比比皆是。在中国，像《时间简史》《可怕的科学》等畅销科普书往往由外国科学家写作，因此，有出版社将翻译引入的外国科普著作命名为“盗火者丛书”。
在2008年2月由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进行的一项以中国科研工作者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在两千多名调查对象中，只有35%写过科普作品。而愿意走进社区、图书馆等市民讲堂推广科普的，大多是已退休、白发苍苍的老科研工作者。
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科学传播由科学家、出版商、媒体们亲力亲为；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制订《科普法》的国家，科普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推进。科普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多由各级科协牵头组织，行政人员做科普，靠行政指令来推动。
具体到基层社区，科普展板上的内容可能是由一位社区工作者从网上、报纸摘抄而来。而这位社区工作者，或许还负担着新闻宣传、青少年教育等多项职责，是全国157万余名兼职科普工作者（另有专职科普工作者为23.42万）的一员。
“目前国内科普人员队伍很庞大，但是能直接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的人员却很少”，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的负责人姬十三（微博）曾向媒体表示。
在我国，鼓励社会力量及个人捐助科普场馆的财税优惠措施基本没有。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综合性科技场馆和各类基层科普设施常常划归科协、文化、教育、科技等不同的主管部门；科普事业单位资金缺乏、专职科普人员待遇不高、科普场馆千馆一面、场馆重建设轻运营……科普事业自身发展仍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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