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的沉默 乐山市沐川县尘肺病患者告诉本报记者,早在1984年他们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时,广元的农民工就已经在矿上打工,他们中许多人的炮工技术都是跟广元籍的“师傅”学的。当时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广元籍民工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好,按道理应该是尘肺发作更为集中的地区,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人显然选择了沉默与自我忍受,即便一个个患者先后死去,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打工的矿主索赔或者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
调查显示,广元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旺苍县和苍溪县。旺苍县的尘肺病患者主要在龙凤乡和张华镇,苍溪县的患者则在桥溪、龙洞两乡和高坡镇。
杜长柏、陈天寿、姑天祥、李桂林、李海国……一长串沉甸甸的广元尘肺病农民工死亡名单。当地患者说尘肺病死亡人数有数十人之多,也有患者称这个数据超过100人。
本报记者在苍溪、旺苍两县采访时,因为不少患者至今依然坚持在外地打工,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也没有当地政府部门做过相关的调查,缺乏具体的材料数据,使本报记者无法一一核实这些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甘洛铅锌矿的受难者,也是甘洛县30000矿工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这个数据恐怕只多不少。
与四川乐山等地的尘肺患者不同,广元尘肺病患者没有像乐山和凉山甘洛的患者那样坚持索赔或维权,许多人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进行职业病鉴定也因无法提供用工单位的申请及单位对于职业史的认可,最后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选择了放弃,然后就是沉默,最后在绝望中死去。
“赔偿?可能吗?矿已经拍卖了,老板也找不到了……”这是记者在广元采访时,常常被患者和死难者家属反问的一句话。对于维权和赔偿,她们几乎都“没有想过”。
沉默的背后,是对未来的无望,更是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望,是对国家法律的质疑和不信任,这是一种可怕的沉默。
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2009年新增尘肺病14495例,在这些病例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占91.89%。
2010年年底,全国煤矿职业安全健康经验交流会暨全国煤矿尘肺病防治现场会上,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透露:1―10月份,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2080人,预测这个数字到年底不超过3000人,但每年尘肺病死亡人数却超过6000,是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
“我国尘肺病已经开始进入高发期,呈群体性爆发趋势,2003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蔺草草席加工业爆发160多人的尘肺病案;2009年3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向家坝镇3个村寨中400多位曾在安徽石英砂厂打工的农民中发现了30位尘肺病患者;2009年5月和12月,前后两批来自湖南耒阳和张家界共300多名工人因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地基爆破工作而罹患尘肺病;2010年11月,北京房山区史家营煤矿300多名矿工被确诊为尘肺病;2010年底,甘肃省古浪县146名曾经在酒泉市从事煤矿和金矿采掘工作的农民工罹患尘肺;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皓昕五金首饰有限公司近500名工人先后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或者肺部出现小阴影等异常……” 参与甘肃古浪和四川乐山尘肺患者爱心救援的志愿者“兰州老令”俨然已是一个“尘肺专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尘肺情况有着很深的了解,他这样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全国的尘肺现状和分布情况。
“尽管中国的尘肺病及维权情况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媒体报道,但是,即便2009年发生了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仅仅是作为极端个例被反复提及,并没有引起整这个社会对尘肺病,尤其是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尘肺病非常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截至目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对尘肺病的了解,全社会还处在对尘肺的冷漠与漠不关心中,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尘肺群体,这无疑将是更大的社会悲剧。”“兰州老令”痛心疾首地说。
“兰州老令”呼吁:“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是企业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尘肺病是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后在肺内滞留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现有医学技术无法治愈,患者晚期因为无法平躺呼吸,只能坐着跪着,往往屁股双膝跪烂,惨不忍睹,所以必须从源头上根治,我们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和企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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