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外交官携家眷外出游览。
1900年的北京
“风暴正在形成，而驻在北京的外国人却还在为他们乏味的生活而感到厌倦，他们觉得，他们正在为‘克尽厥职’而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他们梦想着去东京度假，那里已经有了电灯，或者去长崎的小山上，住在俯瞰海湾的舒适的小别墅里度过惬意的几天。最差的是去上海，那里最起码看上去像一个欧洲城市，有着黄浦江边的外滩大道。可是，北京，真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漫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
这是1900年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戈・拉吉侯爵挈妇将雏从热那亚上船时对于北京的印象。外交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不过派驻新旧世纪之交时的北京，大概并非一件幸事。侯爵回忆道：“通向意大利使馆的街道布满灰尘，两旁是没有窗户的低矮建筑――即外墙，外墙有一扇门，进了大门，是一个荒芜破败的院子，里面杂乱地种了一些矮树，这大概就是花园了，距大门12―15米处有座带走廊的矮房子，走廊比地面高1米，房子只有一层，意大利使馆看上去真是极为破烂不堪!房间很脏，一点家具也没有。我和翻译坐在前面的官轿上，比我夫人和儿子先到一步。我们巡视了那些不大的房间，空空荡荡、没有铺地毯，家徒四壁。”
拉吉侯爵的失落并非没有缘由，使馆的破败同他对于外交使节理应获得尊崇的想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或许以为，这种落差会伴随着西方国家数十年来对中国实施的教化工程而消失。事实上，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有关公使驻京的争论一度是牵动清帝国王朝体制的核心问题，也体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缔结新型权力秩序的努力。经由炮舰和说服，西方列强逐步获准以外交使节的形式长驻北京，并最终摒弃了作为屈辱印记的跪叩之礼，实现了表征平等的西礼觐见。拉吉侯爵的来华，正是在此前景之上演出的戏剧：一名西方使节进入处在衰败中的北京，手里握着通行无阻的文明规则，理应风光无限。然而另一方面，北京，作为帝国最后顽固象征的北京，却以古板的生活，静止的节奏，给他们的全球外交旅行留下不甚愉快的回忆。
外交官面对的对象越是落后，就越容易激发这些文明主体的征服欲望。怎样才能克服在北京生活的焦虑呢?拉吉公使诸多在京生活的照片，记录了他苦心经营的家庭生活和正在努力适应的异国风情，这些照片也成为他“占有”北京的一种方式。以照片而言，室内与室外所表现的景致有着明显的区隔。房间内并无丝毫中国色彩，室内无论是墙上的挂饰，还是餐桌上的烛台，以及舞会或烛光晚宴这些典型场景，几与欧洲无异。然而一旦将场景置诸室外，试图将中国――北京秋天飘满落叶的四合院、外出游玩时遭遇的面如菜色的围观看客――纳入影像之中，则必然发生视觉上的偏移。
在一张题为“意大利使馆全景”的照片中，使馆的全体成员，上至侯爵、下至马夫走卒约二十余人尽皆出场，像听候某种命令似的齐聚在屋外的院子里。似乎为了彰显身份之间的差异，镜头前的人们并非为了节省空间而刻意站在一起，倒是按照有意味的间隔从左至右稀松地排开，营造出随意而立的格局――若非其中每位演员都从不同角度回望镜头，倒以为是一幅长卷轴的中国画，描摹着使馆内各自忙碌的群像。处于画面正中的并非侯爵及其家人，反倒是奴仆、厨师、门房、听差等人，他们以木偶般呆滞的表情，站在前面所说的那栋“带走廊的矮房子”前，手掩在长长的袖子里，像是鸟耷拉着的羽翼。与之相邻的地上坐着轿夫，以及文物展览般陈列在身旁的轿子。站在他们前端，也就是最靠近镜头的地方，是一名戴着圆眼镜，神采奕奕的管家，他侧过身子看向照片之外的观众，有凌驾于周遭仆人之上的狡黠与精明。照片的左侧，是三名牵着蒙古马的马夫。照片往右，孤身一人站立着的是一袭白裙，手执阳伞的卡米拉侯爵夫人。阳伞撑开，低低的斜搭在肩上，使夫人能够展露她年轻美貌的面容。而侯爵、侯爵的父亲以及意大利保姆都站立在照片中往右看去的远端――这一几乎不重要的位置。唯一凸显他们尊贵地位的，大概只有他们稍显放松的神情了，他们可以两手叉腰，或是抱在胸前，相比起其他中国人的僵硬严肃，这已经是另一个阶级的特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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