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群众谈批邓:不批斗 还不知他是个好人(图)

　　文章摘自《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 作者：《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编辑组 出版：台海出版社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他对邓小平及其他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1988年出版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中描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他写道：

　　他是在全世界对中国大陆都表示失望的情况下，给10亿人带来了希望。他是在强大的反对他复出的压力下站了出来，很快地扭转乾坤，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而且，明明可以做党主席、国家主席而不做，表现出争千秋不争一时的气派。了不起！

　　我这种认识，是通过感性而到理性的。第一，邓小平此人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比如，我批评共产党的话，他一直耐心听完，不中途打断我的话，而且反应不急不徐。第二，邓本人说话，不绕山绕水，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一定的幽默感。比如，当我和他谈起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办烂”，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不仅现有制度不变，甚至他们要回到封建制度也可以，话讲到这里，好了吧？表现得很干脆。第三，邓为人豁达，看得开。比如，我和他谈话时见他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便告诉他，美国医药总监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最后，邓使我佩服的是他做事认真的精神。就以“中国实验大学”的计划来说，我当时交给他，他表示说，要好好研究一下。从1982年秋到今年春，石沉大海。我想大概是此计划连同共产党改名的建议，一起被丢进字纸篓里去了。想不到，他今年（指1984年）2月视察深圳时，竟亲自把这个计划带到深圳交给梁湘，并告诉梁湘，这个计划经教育部研究过认为可行，叫他们再商议一下。今年3月我收到广东省副省长三屏山和副省长兼深圳市长梁湘两人具名的信，邀请我今年6月访问深圳，就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事签署协议书。说明邓小平是一心求治的。只要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益的建议，他都会嘉纳的。

　　陆铿在书中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谈了他的见解，他说：

　　1976年，人们在大街上看批邓的大字报，毫不隐讳自己的真实感情：“哼！要是这次不批邓，还不知道邓小平是好人哩！”“四人帮”垮台后，群众对邓小平的复出，翘首盼望。有如大旱中望云霓，每逢开会间隙的耳语，或私下共语，都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当时人们为了表达对邓小平复出的迫切心情，只是在天安门旁的墙上贴了一个斗大的“等”字，在“等”字下面用一根红线挂上一个小瓶子。最初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发现其真意：等着小平哩！大陆有一部叙述甲午海战的电影《甲午风云》，主战派中有一个刚正不阿、爱国爱民的将领邓世昌，人称邓大人。自这部电影上映后，“邓大人”也就成了邓小平的代称。这不是拥戴邓小平个人，而是反映了人民切盼中国大陆改弦更张，走向富强的一片热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期间倒台的老干部，当他们被赶下台，削职为民以后，长时间地“靠边站”，使他们有了“旁观者清”的方便。在插队落户或“五七干校”养猪、种菜、犁地、耕田之时，自然使这些长期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中央首长和各省负责高干们，重新和一般群众或是乡下老百姓有所接触，亲耳听到人民的呼声，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啊，原来事情并不像中南海想象的那么简单，从而对中共统治大陆多年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警觉，结合青少年时期培养的爱国激情和革命理想，于一旦东山再起时，也就决心将自己有生之年贡献出来，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奠定基础，以免像周恩来那样含恨九泉。因此，在1977年、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复出时，确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那时，老百姓也闻讯而喜，奔走相告，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政治局面。

　　陆铿还十分钦佩邓小平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一股“顽固”劲。他在书中写道：

　　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3年的做法，是要把毛泽东留下的摊子，彻底整顿一番，把毛泽东定下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动乱彻底结束，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四化”为中心的建设事业上来，让百姓喘一口气。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这在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时，他和刘少奇对于中国大陆主要矛盾的估计，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过了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弯路，现在邓小平回头论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论点，邓小平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路线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而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是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横下心来，反映了邓小平的“顽固”劲。他之所以能三落三起，也就是靠这点“顽固”劲。1974年在毛泽东“绵里藏针，人才难得”的批示下复出，1975年掌握中共中央工作时，接见各省市大员就表现了这股“顽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