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史的“局外人”
梁文道评价说，张鸣写史，颇有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作家唐德刚的风范。后者曾写过《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
2010年，张鸣出版了另类历史学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他以军阀政治切入，呈现了一个不同于往日理解之中的“五四运动”，令人耳目一新。10个月内开印两次，销量达5万册，入选当年的“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非文学类），“中国国家图书馆重点推荐”。
到《辛亥：摇晃的中国》，行文越发恣肆汪洋、信马由缰。张鸣干脆自成一派，将之定位为“历史杂说”，杀开一条文学与史学的“混搭”新路：与正统史学比，胜在文笔生动，打得开大众市场;和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论，则对历史的把握上更高出一筹。
“我是野路子。历史是比较讲究家学和传统的学科。我没上过一天历史课，所以没有史学圈子的那些框框和章法。”事实上，他做学问一向“不伦不类”，就是平时写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也“写得跟散文似的，就是再加点注释”。
张鸣长于北大荒的农场，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文革期间，正是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龄，他像一头饿兽一样，四处疯狂地找书看。
“当时我们农场里还藏着一些书。在文革的运动间隙中，开始看小说，四大名著，还有一些俄罗斯小说、法国小说，譬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高尔基三部曲》、《沫若文集》。”
“都是没烧干净，在大家手里传。我那时很韧，只要知道谁家有书，就非缠着人家借，人家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拿出来借。”老师中有一些北京上海的知青，他们从外面的世界里带来了一些旧书，唐诗宋词、古代散文，“有些还挺艰深。老师都不看，我就拿来反复地看。”
“那种饥饿的状态，你们这一代人都不能理解，就是饿惨了的人了，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只要有字儿就行。”当时，他还订了“4人帮”办的杂志《学习与批判》，经常读余秋雨的文章，“期期都看，很欣赏啊。”
中学毕业放到农场，张鸣养过猪、做过兽医，实在找不到可看的书，只能反复地翻看一套许广平编的《鲁迅全集》。“前后有四年时光，主要就是看这套书。就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对我的影响也最大。”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这个很黑的“黑五类”后代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考上密山县城里的八一农垦大学农机系后，他每天泡学校图书馆，啃《资治通鉴》，把那里的一点书全看遍了。为了能挤出时间看书，他摸出一套对付繁重学业的办法：作业只拣一两道题做，制图就拿别人的照样画弧。
一心做着作家梦的张鸣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不时帮忙写点文章、文艺节目稿。老师们也在专业课上放他一马。混到毕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党史的老师，能说会写的张鸣就此留校任教。
同事都是工农兵学员，年纪比他大，大家没有共同语言。“他们瞧不起我，说一个学农机的怎么去教党史呢?所以，我就想去考个给你们看看。”这一考，他就考到人民大学党史系。
到了大城市，这个乡下青年才知道：读书除了乐趣，原来还可以拿来做学问。度过一段沉迷下围棋、睡觉的颓废日子，他又开始上图书馆看书。
上世纪80年代，不像很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很美好。“大多数人是在混日子，也有一部分整天琢磨着怎么当官发财。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以学术为重的，他们特别自负，以天下为己任。那时，意识形态的管制确实比较松，搞地下刊物，开会，甚至竞选，什么都有。”
“他们不是主流，但是号召力特别强，掌握着话语权，到现在还在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后来回忆的，其实就是他们那一小拨人。”至于这一代的其他人，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单一符号化的历史呈现，让张鸣颇不入眼。更不入眼的，是历史在某种现实需要下被歪曲与脸谱化。“如果有人看了《摇晃的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辛亥革命符号化、单一化，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位政治学教授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不少历史学作品，从《武夫当道》到《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再到《辛亥：摇晃的中国》，此外，还有多本文化类随笔。
一些大学的历史系想邀张鸣“入伙”。他拒绝了。“我不想进去，在学科圈子外面作历史，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姿态，我做政治学也是这个样子。经常拿这个来批那个，拿那个来批这个，很有优越感，经常批得他们哑口无言。”
他自称横跨三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大众传媒界，“谁让我当孙子，门都没有。”读者和市场，才是张鸣真正的“靠山”;让自己兴奋，是写作的惟一动力。
“写历史也好，写随笔也好，就是为了好玩。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入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有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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