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教授大赞薄熙来:重庆模式优于中国模式

　　刚从国内回到英国。本次回国总共不到20天，走了西安、海口、重庆、成都、深圳、揭阳和北京多个城市，感受颇多。而特别难忘的是重庆和成都，本博文先讨论我对重庆的印象。这座古老的山城，充满了活力，有一种使人奋进的感觉。

　　我到过重庆多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去，匆匆忙忙的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和往常不同的是，居然有时间到朝天门逗了一圈，并坐船畅游了长江。这主要是重庆大学经管学院的安排，还有田妮老师的陪同。

　　重庆是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薄熙来到重庆之前，恐怕没有多少人真的关注重庆。因为它是一个西部城市，虽然有光荣的历史，其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远比不过其它三大直辖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和天津。同时，由于重庆是山城，加上人口众多，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生活环境并不让人羡慕。

　　可是，当薄熙来到重庆以后，由于大规模的打黑，以及最近提出的唱红，使全国人民特别关注重庆的政治经济情况。

　　没有到过重庆的人，可能会提出如下一些问题。

　　打黑、唱红是否有利于重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如果说打黑比较容易被理解的话，唱红是不是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去了？

　　重庆的模式能否在全国推广？

　　如果重庆非常成功，中国需不需要薄熙来这样敢作敢当的高级领导人？

　　我们先不急回答上面的问题，先看看重庆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和全国的普遍模式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优势。

　　中国发展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纳为如下特点：经济快速发展，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如意的地方，包括收入两极分化、腐败、环境污染、资产泡沫、交通拥堵、国强民弱、缺乏信仰、缺乏诚信，等等。

　　毛泽东时代，为了平等，为了快速赶超英美，搞公社化、国有化和大跃进。为了防止腐败，搞三反五反、搞四清运动、搞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斗争。结果，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是，上面提到的种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似乎已经变成固有的体制性问题而没有办法解决。

　　换句话说，在中国，要发展经济，是不是就必须忍受两极分化、忍受腐败、忍受环境污染、忍受资产泡沫和高房价、忍受国家垄断和种种的社会不公平呢？

　　其实，政府的政策导向和领导能力是可以减轻，甚至解决上面的问题的。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和魄力，以及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众多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着想的决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下，许多官员，腐败的腐败，胆小的胆小，得过且过的得过且过。真正敢冒政治风险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做大事的人太少。理由是安定团结压倒一切，只有国家安定，老百姓吃苦不算什么。只有国家安定，忍受腐败、忍受两极分化、忍受高房价不算什么。这可能就是当今的中国模式。而这种模式长期下去是很危险的。短期的安定团结，不等于长治久安。短期的经济发展，不等于老百姓能有长期的幸福。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中国的普通模式，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美好的典范。

　　重庆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中国普遍模式相同：那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近几年，还有今后10年，甚至20年，重庆的经济发展一定会超越全国的平均水平，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个火车头的作用。

　　重庆模式同时又不同于中国的普遍模式。薄熙来提出建设5个重庆, 也就是，‘宜居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畅通重庆和森林重庆’。

　　除了打黑创造一个平安的重庆；重庆的公共交通系统正在迅速的建立和完善；重庆是全国率先建设廉租房的城市，重庆的房价比任何一个特大城市的房价都低；重庆是全国农转非的典范，是全国植树造林的典范，是医疗保障建设的先行者。

　　重庆唱红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重庆唱红歌，有其划时代的意义。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都忙于为人民币而战斗的年代，大家好像都缺乏了信仰，缺乏了诚信，缺乏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唱红歌，可以唤起已经被人民币烧昏了头的知觉和信仰。

　　我们应该发扬重庆模式，从而找到弥补中国模式的一些关键缺陷，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又大又强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征程，艰难而漫长。（作者：姚树洁）

　　姚树洁简介：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 西安交通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全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和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到过20个亚非欧国家工作。担任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Food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当代经济科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期刊的编委。出版英文专著10本，SCCI and Econ-Lit检索论文100多篇。2006年，《亚太经济文献（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刊登Lu Ding和Kwek Bin Chong 的文章：“1991年2003年中国经济研究趋向: 作者、学报和研究领域”, 该文统计出在国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排名，姚树洁教授排名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