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对毛泽东著作十分熟悉，可以说，已渗入到他的“骨髓”里
提起田家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因为他既不是功盖天下、誉满中华的开国元勋，也不是身经百战、勋业彪炳的军事统帅，而是一个在不出名的秘书岗位上毕生奋战的实干家，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无畏战士。
田家英自青年时期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而自杀身亡，共计18年。在这18年里，他呕心沥血地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夜以继日地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调查研究，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无私无畏，敢于指出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甚至不惜与毛泽东相左;他刚直不阿，在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时，不惜牺牲自己保护同志，同危害党的事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的斗争。
田家英不愧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愧是一位好秘书、好助手。
1948年8月，年仅26岁的田家英在胡乔木推荐下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解放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毛泽东极为赞赏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1958年，毛泽东号召干部下放，几位省委书记都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毛泽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风趣地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是田家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从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他就一直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解放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他的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印成内部读物。田家英对毛主席著作非常熟悉，哪个同志要查找毛泽东的某些论述，他可以立刻告诉你在哪篇文章里。他曾这样说过：“毛泽东思想已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田家英参加了毛选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文章的选定、整理和注释，文字的校订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由他承担，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田家英对自己和他领导的同志要求极严，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田家英还是《毛主席诗词19首》、《毛主席诗词37首》的编辑者。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的诗词。有些诗词正是由于他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一例。1949年春天，党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当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万分，当即吟咏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此诗即由田家英抄录收藏。在编辑毛主席诗词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泽东说，对了，还有这一首。同意把它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通过信访，田家英向党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
负责信访工作，不断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田家英担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建国伊始，出现了人民来信，而且越来越多，毛泽东主席几乎每封信都亲自阅示，然后请田家英协助处理，后来，随着人民来信来访的日益增多，党中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即现在中办信访局的前身）承办信访工作，由田家英具体领导。
信访工作是执政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项重要工作。田家英倾注了很多心血着手信访工作的建设。他把群众来信按内容分门别类，如分为“反映”、“求决”、“建议”、“旧谊”等，依照轻重缓急分别处理。
通过信访，田家英向党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为中央从政策上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了依据。1949年夏，田家英看了上海反映群众失业和生活困难的来信，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对党中央作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决策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北京大学有人反映学生负担过重，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田家英把这封信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教育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及时改进了工作，从而改变了学生功课太重的状况。
在信访工作中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田家英对此十分重视。1961年，许多群众反映，因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到打击报复。田家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当即批示：凡是反映重要情况和揭发干部错误的来信，不转原件，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和可能找到来信人的有关字句抹掉。秘书室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处理人民来信，保护了写信群众不受伤害，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这种做法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作“反党罪行”、 “信访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等而遭批判。
田家英是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在信访工作中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正当权益，而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则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他常给秘书室的同志讲古代义侠救人急难，解人困厄的故事，启发他们敢于维护真理，勇于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信访当中凡遇涉及高级干部的问题，他总要亲自过问，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中央。事后他还要了解处理结果，直到问题妥善解决才罢休。
在处理人民来信中，田家英忠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禁止对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规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群众中这类来信，秘书室在回信中总是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说服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对群众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送来的礼物一律退回;不便退回的按市价付款。后来，田家英还代中央起草了禁止给领导人送礼的通知。秘书室严格执行了不收群众礼物的制度。
建国以后，田家英还经常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参加了起草工作。
八大会议，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介绍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
1956年，田家英参加了党的“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按毛泽东的性格，他作报告、写文章、作讲演，从来不让别人代笔，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均是如此。但只有这一次例外，他让田家英为他起草开幕词（经过政治局讨论修改）。这说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果然，毛泽东的开幕词在会上受到代表们的称道。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赞扬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对这些同志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会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次开幕词，但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写下去，让陈伯达起草，他看后不满意，就交给了田家英。
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常被委以调查研究的重任。他都坚持实事求是，紧密联系群众。思维敏锐和方法灵活，是田家英在调查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凡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或他去过的基层，人们都有深刻的感受，他没架子，平易近人，老人、孩子、妇女、青年人都能和他谈到一起，甚至地主、富农、二流子也愿意向他讲心里话。正是他的调查情况，给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经常在农村调查实践和信访等工作，使田家英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实际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当50年代后期，党的工作逐渐出现失误的时候，田家英能及时地觉察。这个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热心地提出不少改进工作的建议，积极参与了党中央一些纠正农村“左”倾错误的文件的起草工作，为纠“左”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了小麦产量浮夸的情况;了解到社员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而公共食堂伙食差，社员体质下降，造成劳动效率很低等问题。在修武县的调查中，县委书记张洋芹向田家英反映了他不赞成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的意见。他说，现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如果碰到天灾，农业减产，国家能不能把农民包下来;如果丰收了，国家要调农民的粮食，农民干不干?田家英赞成这种看法，并向路过新乡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急于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多次赞扬修武县委书记有头脑、看得远。这次会议还针对新乡等地反映出的问题，规定了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又派田家英去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搞了将近半年的农村调查，这使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存在的生产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错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支持人民公社是急躁冒进脱离实际，是“左”的错误。调查刚结束，他参加了庐山会议。会议期间，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递交了工作组反映新繁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情况的材料。罗世发曾向工作组反映了上面强迫他搞浮夸和高度密植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看过之后，批转给四川省负责同志。这曾引起四川省委领导的不快，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平息了。
田家英对毛泽东是敬仰和尊重的，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他对毛泽东的缺点看得比一般人清楚，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吸取1958年的教训，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潜心于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以指导党的工作。在庐山，他给李锐说了一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是指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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