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背后的中日对比

　　中国虽然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以不可遏制之势高速增长，显示了强大的增长潜力和体制合法性。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日本的差距仍然巨大，比如中国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它们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甚至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从中国来看，做为如此巨大一个文明体，根本不需要用他人的标准来衡量并以此获得他人的承认，实际上中国正在创造新的规则和标准。从中国国民性来讲，我们并不在乎它是什么，衡量的标准是它的表现是什么。恰在此时，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地震：中国盈江和日本宫城县，成了中日两国制度对比的意外契机。

　　3月10日发生在云南盈江县的地震不过5.8级，但此前该地区已经发生大小1200多次地震。其中四级以上地震就有四次。对于一位名叫金小四的村级干部来说，印象最深的是2月1日的4.8级地震。当时他正在盈江县人民医院看亲戚。刚上电梯就遇上地震，被困十余分钟。而就在这十来分钟，他接到好几个领导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投入抢险和救灾。其中一个镇领导还警告他：要是他的村寨出现伤亡事故，拿他是问!随后，县镇领导天天到寨里探望村民，送去40多顶账篷和更多的油毛毡、食用油、大米和大衣，确保无人挨饿、无人受冻。医院也派了医生在账篷里上班，村里则每晚组织民兵义务持警棍巡逻。不仅如此，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给农户发放补助，并提供贷款帮助他们盖房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高效，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为了人民”。

　　地震是特殊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高破坏性的特点。需要第一时间打破常规进行应对。盈江县民政局就在上级资金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紧急动用了一家米厂的80吨大米。在储备物资用完之际，又临时向原供货商赊欠油毛毡300卷。还有一件事值的一提的是，3月10日大地震前，盈江县已经收到救灾款1500万元。其中民政部900万、省、州、县各200万。但根据国家规定，地震不到五级，不能启动国家层面的救灾响应。哪么民政部的900万是怎样拨付的呢?原来盈江县县委书记和民政局局长赴北京和民政部某司一位领导谈了半个小时之后，虽然表示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但仍然还是批复了900万救灾款。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盈江大地震发生之时，两会正在北京召开。3月10日这天，来自云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对盈江县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落后地区，降低国家救灾响应的启动标准，将5级调整为4.5级。如果谁还不理解人代表大会制度含义的话，不妨再看看这个活生生的实例。不过，随着当天5.8级地震的发生，国家启动了三级救灾响应。当天下午云南省就拨付2000万元救灾资金，几乎同时，州政府下发文件要求财政拨款300万救援。一个小时后，中央、云南、州相关部门的官员不断赶到盈江县指挥部内。两小时后军队、武警、消防队、医疗队即赶赴灾区。驻守盈江的某边防团官兵，震后2分钟即投入抢救生命、运送伤员的行动!(估计无需等待上级命令)。当晚，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乘飞机赴盈江指挥救灾。中央第二天即下拨5500万元救灾资金。

　　以上就是盈江县5.8级地震中国各级政府的表现。高效、透明、责任、灵活、务实，一览无遗。从理论上讲，没有没有问题的制度，没有更好，只有更适合。地震这一突发自然灾害往往是一个制度的验金石，至少，中国现有的制度模式已经屡屡经受住了考验。

　　仅仅一天之后，一个发达和民主的国家、一个发生地震频率远高于中国的日本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9级地震、海啸和核灾难。

　　如此罕见的地震和海啸发生之初，日本国民的镇静和秩序曾经震撼和感动了这个世界。然而，很快，日本的救灾神话开始破灭。

　　在一向也以高效著称的日本，地震十多天后仍然灾民受冻挨饿。在任何自然灾害中，救援队伍都可以在四天之内抵达灾区，即使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国家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日本却让人失望了。虽然有号称“亚洲装备最精良、素质最好的军队”十万自卫队参与救援，但一周后救援车队才开上该地区为紧急车辆预留的高速车路。整个日本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慢吞吞的救灾节奏、混乱无序的指挥、自相矛盾且很不充分的信息发布。当然已经习惯于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到灾区的中国百姓，是无法理解何以三周之后日本首相才视察灾区?

　　这一切都被外界归于日本长期形成的官僚体系和僵硬的法制观念。于是便出现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要求提供一艘集装箱运货船，充当运输物资直升机的停靠点。日本政府却以它没有此类工作的许可证而拒绝。外国医疗队由于没有在日本的行医资格，仅能进行最有限的必要医疗操作。海外捐助的药物由于日本相关机构还没有批准使用而不能分发到急需的灾民手中。当地的物流公司由于等待政府的批准而迟迟不能投入救灾----尽管成箱的救灾物资都堆积在东京的仓库里。许多车辆由于没有汽油而无法使用。日本南方虽有充足的供应，但北部没有有特别许可证无法买到。

　　颇为令人反讽的是，率先向北部运送物资的竟然是黑社会。由于毫无法规、规则意识，他们不经政府批准就开始运输救援物资。

　　更荒唐的还有，有个国家表示要援助几万床毛毯，但日本政府却指定毛毯尺寸必须是80厘米见方才可以;有的国家想送食品，但日本政府称，如不张贴日文标签就没办法接受。日本政府声称提供救援物资的国家有义务负责装卸货物并送往灾区：难道日方认为外国驻日外交机构在物流运输领域的统筹能力比本国政府更强大?难道日本连组织装卸和输送外国救援物资的能力都没有?

　　当然最令日本举国上下以及全球受涉波及国家最为愤怒的是日本东电公司长期的欺诈行为。地震来袭前十天，东京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安全署坦承，提交的维修纪录是伪造的----而且类似的伪造并不是第一次。2007年3月，“东电”总经理再度向公众承认，该公司曾隐瞒了1978年发生过严重的核反应堆事故。就是政府前去检查，东电公司也同样欺上瞒下。比如柏崎刈羽核电站一号反应堆紧急堆芯冷却系统负责排出残热的一个泵在1992年5月定期检查的前一天出现故障。检查当天，公司人员在核电站中央控制室做了手脚，使泵看起来运转正常，蒙蔽了政府派来的检查人员。目前福岛核电站六个反应堆中，多达33个组机件，没有经过安全检查。第一核电站内，供电给一座反应堆冷却控制阀的电源板，已经有11年没有进行检修。在为核电站的机组进行检查时也是草草了事，但却虚报已作了彻底检查。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包括水泵电机组和柴油发电机不在检查范围内。而这次核电站爆炸和泄露直接由于冷却系统失灵所致。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日报》援引日本政府人士的话称：“此次灾害百分之六十是人祸”。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一场自然灾害成为“60%”的人祸？除了日本僵化、刻板的国民性之外，恐怕还是要和它的制度撇不清干系。日本这套制度是二战后在美国占领之下确立的，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都曾居功至伟。但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套体系的弊端日益明显。二十年间经济上低迷不振，政治上也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府，甚至本世纪还出现了五年五换首相的现象----如果不是地震来临，恐怕都要出现五年六换首相的场景。这次地震日本令人失望的表现实是各种问题的集中大爆发而已。

　　柏拉图曾根据掌握权力人数的多少分为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同时也认为任何制度都会出现退化现象(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也有同样的看法：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六十年前适合日本的制度现在就未必适合。只是今天的日本是否有能力进行调整呢?不仅仅日本，被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西方，是否有能力进行必要的调整呢?反观中国，现行制度大致和日本同时建立，虽然问题也不少，但却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所以其整体国势才能至今仍然昂然向上。这不仅仅是GDP，还有此次地震双方悬殊万分的表现。（作者：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