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定调“摄魂案”
在1768年春天开始的近一年里，"摄魂"的谣言在江南蔓延，后来，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皇帝也为之寝食难安
李郁
前一段，由日本地震、海啸引起的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本身对中国基本没有什么有害影响，但由此却发生了抢盐风波。这虽然看起来像个社会笑话，但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传统国家，也许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类似事件在我们的历史中发生过许多起，比较典型的是乾隆三十三年的“摄魂案”。
这一年春天，在江南出现一股谣言，说是妖术师可以通过获取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他人的魂魄，为自己所用，而魂魄被盗者则会生病或死亡。
这股谣言不断在社会上蔓延，冲击了大半个中国。百姓因此惶恐，官员因此忙碌，连乾隆皇帝也因此寝食难安。于是，全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除妖运动。但结果是除冤死许多和尚、道士、乞丐等下层群众外，一无所获。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演出了一场荒唐而又恐怖的闹剧。
风波起于青萍之末
清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1768年春天，“摄魂”的谣言迅速在江南蔓延开来。谣言的源头事实上是很难追溯的，据后来的处理结果看，可能缘于浙江的几个平常案件。
这一年年初，浙江北部湖州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倒塌，县令就用招投标的方式将维修工程承包出去。来自海宁县的石匠投标失败，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中标承揽了修建工程。
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贫困潦倒，便对观音殿心存嫉恨，于是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
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地说走了样。说是修桥的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将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或活人的头发缠在木桩上，以人的魂魄精气来加大打夯力度，并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
当地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到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立即报告当地保正（也叫保长，在当地掌管户口治安、训练壮勇等事），将此人扭送德清县衙盘问。知县审理后，下令将此人打了25 大板后才许开释。
但事情并未因此结束。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对底层大众来说已经变成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有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集合会将某种谣言放大并迅速传播开来。
慈相寺和尚编出的谣言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市镇乡村，并不断向外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或无端猜疑，或蓄意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
德清县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年轻人因喝了几杯酒，被叔叔疑心在外赌钱，挨了一顿打，逃到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一天半夜，当地人对计兆美的口音起了疑心，对他进行盘问，怀疑他是到杭州摄魂的。于是对他拳脚相加，又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继续拷问。
计兆美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身上带了50张纸符，48张扔进了西湖，剩下两张已咒死了两个孩子。
第二天，计兆美被带到杭州府钱塘县衙门。此前，他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姓吴，并隐约记得石匠名字中有一个“明”字，审问中他回答说：“纸符是瑞明给我的。”
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不攻自破。受刑后，计兆美承认故事都是因为害怕编造出来的。
谣言不断扩大蔓延
此时，浙江地区已经因谣言引发了好几起类似的古怪事情，闹得人心惶惶，省巡抚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决定再进行一次审讯，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事件作个了结。
巡抚指示杭州知府召集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一起升堂问案，再让计兆美辨认吴石匠，但他仍未认出。官府又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德清知县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个别调查，也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或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于是一些信谣生事的人受到杖责，甚至带枷示众。
可是，要真正将对于妖术的恐惧从民众中驱除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信谣生事人的惩罚，反而引发了民众更多的疑虑。民众眼中看到、耳中听到的是被抓到的“妖人”数目不断增多，心里更加恐慌，谣言也更加迅速向外传播。
当时社会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小农经济，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熟人社会”，人们对外来人员有着本能的恐惧。因而，当时的民众普遍认为工匠、云游僧道和乞丐大多是作法“摄魂”的“妖人”。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认为自己周围隐藏着邪恶，生命受到威胁，有时就会发生起哄性的事件。而且渐渐地发展为以剪割辫子为主的传闻，比如有的小孩因为学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辫子被剪了。也有人欠债抵赖，报案至官府说被人迷到，辫子也被剪了。更有甚者因为私人恩怨，向官府“告密”，指仇家为割辫妖人。
到了夏初，谣言被传得又有了变化，说是数百人的辫子被剪，范围包括浙江、山东、湖北等七八个省份。更有传说有人谋划要剪下1万人的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清朝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严重与否标准主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就是妖术，反之，即视为一般巫妄之说，以一般事件处理。所以，尽管谣言传布面积很广，各省大员对此却自行处理，拖延隐瞒，不予上报。
此外，各地发生的割辫起哄事件，地方绅士没有参与，官府便认为这样的事情成不了气候。
在中国君主官僚制的统治架构下，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任何群众性活动只有获得绅士阶层的同情和指导才可能达到某种成功，否则只是起哄。
基于这种考虑，尽管谣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封疆大吏们对此却一直漫不经心。
乾隆皇帝降旨清查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是这种态度，山东巡抚富尼汉就认为这是大事，应该重视并应努力加以清查。
富尼汉是满人，对剪辫子的传闻有特殊敏感。他认为事件带有政治意味，“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于是立即调查处理并上报朝廷。
乾隆皇帝当时正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休养，接到富尼汉奏折后也认为事情重大，当天就发出上谕，令地方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乾隆对和尚、道士本无好感，他认为僧人、道士不受官府和村社制度的约束，是有妨于现存统治的。
然而大多数的官员是饱读诗书的儒生，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或许他们中也有人或多或少受点影响，但是大多数官员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不屑一顾。但皇帝降旨查处自然也要有所行动，所以好多省份都查出了一些割辫、摄魂事件。
随着各地类似报告的不断增加，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一下拔高了事件的性质，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谣言，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大阴谋，实质是谋反。
谋反，在封建社会里是最重的罪名，也是最带有政治性的大罪。
中国历史上不乏下层草根社会利用迷信、“妖言”组织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事件，历代统治者对“妖言”的防范也是不遗余力的。但乾隆这一次的反应明显过度。
皇帝对事件定了调，并上纲上线。官员们不敢不着力去办。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卷入清查“谣言”和“反叛”的运动中。
在这种情势下，各种偏差就出现了：有捕风捉影的、有敲诈勒索的、有公报私仇的、有无端陷害的，人性中的贪婪、嫉妒、暴力都被激发出来，受害最多的就是云游和尚、道士、乞丐等下层流浪者。他们或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或直接被当地民众殴打，甚至被殴打致死。
然而，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乾隆不相信这个结果，又指示把全国许多嫌犯长途跋涉送到北京、承德，由军机处官员反复、交叉审讯，结果发现案件中存在大量漏洞、破绽和矛盾之处，基本事实都很难成立。而且不少经不起长期折磨的嫌犯死去了，活着的几乎所有人都推翻了原供。当然，在此前各个“省级会审”中折磨致死的、翻供的已经不少。
1768年9月中旬，军机大臣们只好据实禀报。乾隆皇帝十一月初一回到北京。两天后，他降旨停止对摄魂案的清查。军机处在接到命令之后很快作出了结，释放了全部案犯。
初步统计，“摄魂案”延续了近1年，蔓延到全国12个大省，上报朝廷的涉案者就将近60名，分散在各地的涉案人数则无法统计。
尘封案件重新评价
案情真相大白，对割辫摄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荒唐而丑恶的闹剧。
但乾隆皇帝并不这样看。他认为，清查没有结果是因为地方官员失职。他发上谕称：“乃朕严切训谕，始行饬属查办……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
于是，他开始查处这些“隐瞒”和“塞责”的地方官员，将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巡抚 “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降职调离，还有一批低级官员遭到撤职。
“摄魂案”鸡飞狗跳地闹了近一年，朝廷说不再追查了，妖风迷雾也就烟消云散了。整个事件也像案卷一样被历史尘封起来。除了故宫博物院于1930年在《史料旬刊》刊登了相关的档案资料（当时称“割辫案”）外，没有人再注意这一事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在清廷浩瀚的档案里发现了这起案件，把它梳理出来，用了10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1990年出版，但很长时间在美国没产生大的影响。
这名学者就是美国著名清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孔飞力（一译孔复礼）教授。这本书1999年译成中文，书名为《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较详细地记叙了整个割辫、摄魂事件，并从特殊的角度分析了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及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一些中国学者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
但就翻译而言似乎有所欠缺，特别是书名译为“叫魂”就不够准确。“叫魂”是旧时民俗，又称“招魂”。《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迷信认为人患某些疾病是由于灵魂离开身体所致，呼唤病人的名字能使灵魂回到人的身上，治好疾病，这种做法叫做叫魂”。根据书中意思，应译为“摄魂”或“盗魂”才恰当。其实原书的英文名就是“盗魂”的意思。
在书中，作者着力剖析了几个当时社会政治的深层次的问题，其中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社会信息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
这些分析让我们看来似乎有点“反应过度”，说得有点远，事情实际并没有那么复杂。
不管如何，这本书至少让我们记起了243年前的一起社会风波，记起一种莫名其妙就会蔓延的谣言邪说；让我们居安思危，让我们在遇到类似事件时有所借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