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鲁迅之子周海婴。 中新社发 李京生 摄
广电总局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记者确认，鲁迅之子周海婴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
这位工作人员不愿透露更多信息，他表示，稍后会在广电总局的网站上统一发布消息。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出生在上海，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他1952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曾任广电总局干部。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周海婴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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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在他将出世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幼年父亲病逝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周海婴家藏珍贵照片再现鲁迅慈父形象
“海婴六个月，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注：背后扶着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同心出版社推出《鲁迅家庭大相簿》。该书收录了周海婴家藏相簿珍贵照片353余幅，其中近三分之一首次发表。全书以时间为主线，分为11辑，前6辑主要为鲁迅个人生活及人际交往，后4辑以许广平及周海婴生活为主，全面呈现鲁迅先生成长、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真实立体全面的再现了鲁迅先生的整个人生历程和身后的周家生活。
周海婴出生百日全家照，1930年1月4日午后摄于上海。
1931年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周海婴全家福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
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７６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１９２９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 ‘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1931年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费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的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１９４７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漠然的态度，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１９６８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周海婴、周令飞：我们痛心鲁迅如今姓钱姓权
鲁迅之子周海婴（右）和鲁迅长孙周令飞
“鲁迅的姓名权、肖像权，所谓的人身权益，鲁迅的有形的财富、遗产，和无形的遗产，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应该怎么去看待？不能够在消费主义横行的今天，把它当成一个摇钱树，也不能把它当成小集团的，或者某一个既得利益的团体的私人占有的东西。”做客凤凰网《凤凰非常道》节目时，鲁迅长孙周令飞无奈的说。
周海婴、周令飞，一代文豪鲁迅的儿子及长孙，如今却以维权者的形象出现：不久前撰写的一篇《鲁迅姓什么》中，他们直指如今的鲁迅已改姓“钱”与“权”，痛批一些人打着鲁迅的幌子大发其财，一些部门利用鲁迅的名号动辄垄断。
是什么让他们发出这样的质问？12月27 日，周氏父子做客凤凰网节目，详细描述了他们这十数年来经历的怪现状鲁迅的姓名、肖像以及作品等被大量用于牟利；鲁迅的遗物没有受到必需的保护；鲁迅后人对鲁迅的天然继承权得不到尊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侵权行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呼吁“鲁迅为公”，而政府部门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周家捐献：“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都捐出来了”
周海婴在《非常道》访谈开始时即透露，当年母亲许广平是在千辛万苦的条件下，把父亲鲁迅所有的东西保护下来，交给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筹备建立鲁迅展览馆，周家捐出了所有鲁迅遗物。“我们困难到什么条件，所有东西交了以后，连吃饭的碗筷都交出去了，什么补偿也没有，就等于扫地出门一样。但是我们是心甘情愿地把东西奉献出来。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都捐出来了。”
周海婴说，把鲁迅捐出去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和研究鲁迅，是希望鲁迅成为全民族的财富。希望鲁迅的这些遗物，能够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让全民共享，属于公益性质的，而不是属于哪个个人和小集团的来独占独享的东西。
2002年，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每一年都在做普及和传播鲁迅思想的工作，“我和我父亲我们都是义工，没有拿工资，所有的这些开销都是自己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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