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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之痛:江西修水因开采金矿137人死于尘肺病

www.sinoca.com 2011-04-06  新民周刊


  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悲情“寡妇乡”

  赣北大地,面包车在犹如鹅肠般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前行。司机朱猛志不时地指着乡村里的某家农户说:“这家三兄弟都得了尘肺病,全死了;这家父子俩,父亲已经死了,儿子还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家的丈夫死了,老婆也疯了……”

  然而,司机朱猛志本身也是一名尘肺病患者,他曾自嘲地说“虽说现在能开车,说不定过几天就躺在床上吸氧”,其实和他一样患上尘肺病的在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有641人,此间随处可见的坟头已埋填了137人。8年前,江西省职业病医院的某位专家在此实地调查后曾断言:“8到10年后,这里将是一个 ‘寡妇乡’!”

  而今,一语成谶。

  肇启祸端的金矿

  时间回溯至1986年。

  从上衫乡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的那峰峦起伏的山脉隶属幕府山系,当地人一直称其为土龙山,然而,当武警黄金部队在山里发现了金矿后,土龙山摇身一变,被当地奉为“金山”。

  于是,上衫乡人民政府办起了一座金矿,与此同时,修水县人民政府也办起了一座金矿,两座金矿正好割据一座山头的两面。上衫乡数以千计的农民成为县乡金矿的矿工,通往金矿的山间小道“车如流水人如龙”。

  所有矿工的招聘全由乡政府组织,几乎不用做什么动员,尤其是金山脚下的红星村、王桥村、同升村和下衫村,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成为乡金矿的工人。一位当时的矿工说,“比起种田,金矿风钻工一天能赚到30元钱,钱的诱惑比什么都大。”

  然而,由土龙山摇身一变的“金山”,犹如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伴随着诱惑而来的则是无穷的后患。

  从1986年10月到1999年的1月,上衫乡金矿疯狂开采了13年。直到上衫乡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尘肺病的愁云惨雾中,才不得不被迫关闭。

  黄金,这个极富诱惑的天地之产物,并没有给修水县上衫乡的农民带来富裕,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对财富的梦想和无尽的痛苦。现在的上衫乡到处可见尚未完工的新房,来不及修缮的破旧土房,到处都有可怕的尘肺病人,衰草披离的荒坡山头随处可见那些“跪着死的人”的坟茔。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都是一身的泥巴和灰尘,天擦黑时在家里洗个澡,骑上自行车匆匆去金矿了。”24岁的朱会,江西某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说起对父亲的印象,却只有这么一句话,他的父亲朱耀明今年47岁,于1997年第二批被查出患“二期+”尘肺病,如今已气息奄奄,命悬一线。

  记者拿到一份由修水县上衫乡党委书记卢以忠提供的《关于修水县上衫乡尘肺病有关情况的汇报》,称“自1994年检查发现有尘肺病以来,到目前为止,经江西省职业病鉴定所分五个批次鉴定,全乡共计有489人诊断为尘肺病(已死亡137人),有152人疑似尘肺病”。

  江西省2010年职业病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底,全省累计尘肺病人达16078人,占全省人口比例的万分之四;而上衫乡的尘肺病患者却占到全乡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三百二十,高出江西全省平均水平的80倍。

  一组如此无情的数据,以至于广东某位尘肺病专家在上衫乡考察后叹息:“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

  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有一批活生生的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在等待不远的死亡;他们一个继一个地重蹈着悲剧的宿命,尽是悲欢离合……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历史书太薄,每一页都写满了悲剧,历史书又太厚,每一页都是重复。”

  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去陈述上衫乡641名尘肺病人的故事,还是在上衫乡采访的时候,村民樊后宝提供给记者一份修水团县委、上衫乡团委于2002年7月26日发出的求援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打开记忆的门,往事不堪回首。20世纪末,赣西北九江市修水县上衫乡的土龙山发现了金矿,为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县、乡立即组建了金矿,组织当地农民进行开采,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没有劳保卫生防护措施,它不但没能推动上衫的经济发展,相反给上衫人民带来了深沉的灾难。上衫乡这个仅有 14000多人口的小乡,现在就已经发现了400多人染上了一种无可医救的职业病――尘肺病,且已死亡40多人。对此国家黄金管理局的一位领导曾说:“这是建国50年来罕见的矿山职业灾难!”

  3月1日,大巴车出湖南平江县即到江西修水县,朱猛志、朱名水代表着上衫乡461名尘肺病人早早的就在公路边候着记者。

  刚一坐上面包车,司机朱猛志就猛踩油门,车飞速疾驶。

  “赶个时间见一个病人,怕去晚了就见不着了。”旁边的朱名水向一脸错愕的记者解释。

  于是,在上衫乡红星村一个破败潮湿的土屋里,记者见到了朱名山,他躺在床上,吸着氧气,见记者进来,挣扎着要起来,却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从1989年到1994年,“2天轮一个班,总共24小时,每班30块钱”,朱名山在乡政府开办的金矿整整工作了6年,1999年他被查出“二期+”尘肺病。在短暂而艰难的交谈中。记者注意到,他不断在重复一个事情:“这个吸氧机每天要8块钱的电费,用不起呵!”

  与朱名山家相距仅有几百米远的地方,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农村平房,大门紧闭。司机朱猛志告诉记者,“这一家的男主人朱述华,2009年农历十一月割腕自杀了”。

  “自杀”二字重重地袭击了记者。

  陪同记者的樊后宝是朱述华生前的好友,他称,在朱述华的病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有一次几个人打牌,朱述华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时候我呼吸困难,就找个刀片割腕自杀”,没想到成了真的。

  朱述华的哥哥朱建国向记者回忆了当天的情形,由于天气不好,他的病情加重,我打算送他到南昌再看看,但他拒绝了,还说“天好起来,就好一些的”。

  当朱建国在中午看过弟弟朱述华回自家后,还打算第二天给他送去自己经常吃的药(朱建国本人也是尘肺病人)时,却接到弟媳妇的电话,“他割腕了,全是血”。

  朱建国当时手机就掉地上了,反应过来后与众人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弟弟送到修水县第二人民医院,51岁的朱述华“刚到医院,就断气了”,身后留下寡妻、女儿、儿子及5万元的外债。

  “从来没有听他透露过要自杀。”21岁的朱云生在提及父亲的“自杀”举动还是哀泣不止,他在父亲去世后半年从一所职业院校毕业,今年正月十六他跟着姐姐去深圳打工去了,学数控机床的他在深圳半个月,迄今没有单位肯要他。

  “他们都要有经验的!”朱云生低声说,“我一定要找到工作,家里欠那么多债只有我来偿还,母亲50多岁了还在渣津(当地一个镇)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我不忍心。”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21岁的他,刚从校门走出来,能否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个未知数。

  “听说今天记者你要来,我早上就吃了三颗‘盐草丸’(当地病人对一种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的俗称),平时都是早上吃一颗,晚上吃两颗,就是为了能和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这是记者见到朱耀明,他开门见山的一句话。

  尽管吃了3倍于平时的药,但他说起话来还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在和记者半个多小时的“长时间”交谈中,他特意关照家里人关上门,要和记者单独谈。

  47岁的朱耀明是下衫村102个尘肺病人中的一员,他自嘲“下衫村已经死了16个,我就是那第17个”,自1997年第二批被查出“二期+”尘肺病以来,他已经10多年没有做过事,然而在金矿工作之前,他是“上衫乡有名的木匠”,做得一手好木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不能说十分富裕,但家境尚为中上等,如今的他供养了3个大学生,加之治病花销,已经欠下外债近10万,成了下衫村“有名的欠债大户”。

  “这些外债以后要孩子们来偿还了,好在孩子们都读书读出了名堂。”朱耀明反复向记者说起自己唯一的“欣慰”。

  从三个儿女都出去读大学后,朱耀明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春节一家人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团聚。“对我来说,过一个春节就少一个了。”

  “我爸爸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能把自己的病治好,第二个就是我们都能读大学,现在看来,他的第一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我们姐弟三人帮他完成了!”在南昌某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朱会是朱耀明的长子,他的姐姐已经几年前从萍乡一所院校毕业,在宁波打工,弟弟则在南昌某高校读大三,一家三个大学生,这在偏僻穷困的上衫乡并不多见,然而就是因为供养三个大学生让这个贫困之家雪上加霜,背上近10万的外债。

  “他那么忙活,到头来家也没富起来,人也废掉了,从记事起到上大学前,我从没有穿过新衣服。”说完这句话后,朱会低下了头,声音低沉了许多,

  有一段时间,朱会利用寒暑假时间也整理研究过发生在上衫乡尘肺病状况,希望能用学到的知识“改变点什么”。朱会虽然是读理工科出身,但还是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总结,“现在我们那里只要是在金矿干过的,都没有发财,不但没有发财还都得了病,得了病后都花钱治疗,治疗结果是人财两空,家更贫穷!”

  除此之外,学材料科学的朱会还发现,当地存在着严重的潜在环境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汞和氰化钠都是当地一度开发金矿用来提取、融化金子的化学试剂。“汞是重金属,很难溶解,氰化钠是剧毒。”朱会自称是学化学后才了解了这些的,“这些潜在威胁,迄今没人关注和注意”。

  记者采访时也注意到当地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常年流淌的水是血红色,在朱会的印象里“能记事起,就是红色的”。然而致命的事却是当地小镇迄今未通自来水。

  3月1日黄昏,面包车载着记者在乡间曲折穿梭。司机朱猛志接到一个电话后,脸色凝重了许多。良久才对记者道:“县城人民医院有个病人刚抢救过来了,他恐怕没有时日了,要不要见见?”

  随后,面包车一路疾驶,40分钟后,坐落在一个半山坡上的修水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里,记者见到了45岁的红星村人朱国财。

  背靠在病床后斑驳的墙壁上,黑黄色的脸上泛着失去血色的银白,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朱国财见到记者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示意,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不宜多说话。

  朱国财的老婆在一旁轻轻地翻起被褥一角,让记者看其水肿的腿,然后示意记者出去一边说话。刚一到门外,她抹了一把泪说:“这是他第三次被抢救过来了,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医生说他活不过这个春天。”

  朱国财这一次住院是在正月十六,过完春节,他年仅19岁的儿子去外地打工刚走,他的身体就急转直下。而此前为其治病,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没有读完初中就早早辍学出外打工,“三个孩子在外打工,挣的钱都不够他爸爸看病开销。”朱国财的妻子一脸无奈,向记者算起了去年的账,2010年朱国财住院三次,第一次18天花销7000多元;第二次12天花销3000多元;第三次7天花销2000多元。如此开销,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三个19― 21岁的儿女打工来维持,困难可想而知。

  “孩子们太苦了,都快被他爸榨干了,他早走自己解脱,家里也解脱,现在的钱投进去就像打了水漂一样。”朱国财妻子近乎麻木地说。

  3月3日清晨,记者接到朱猛志电话,“朱国财昨晚12点多走了。”

  算来,距离我们的采访只有24小时,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不能呼吸中戛然而止。

  “错位”的地方政府

  记者在上衫乡采访,不止一次有村民提及上衫乡是个著名的革命老区,该地人民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乡里至今仍保留着1931年鄂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旧址。据说,在淘金热的上世纪90年代,这里也是个令全县干部和周边百姓羡慕不已的地方。

  而如今的上衫乡一片萧条凄凉,土龙山上的金矿也是坑埋草长。

  上衫乡党委书记卢以忠介绍,上衫乡的尘肺病病患者家庭几乎占了这个不大的上衫乡总户数的五分之一,乡政府这么多年为了救助尘肺病患者已经负债600多万元。然而对尘肺病家庭的救助,仅靠乡政府无疑是杯水车薪。

  记者从修水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该县所有被确诊的尘肺病患者都已纳入农村低保,享受2540―2840/人・年的补贴,此外所有尘肺病患者子女读高中由县教委补助800元/人・年,自2009年起,患者子女考取专科以上大学由县教委一次性补助5000元/人。

  “上述这些措施都是专门针对尘肺病患者而设,县里也在尽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干部坦言,“县乡两级政府压力都很大,每年由县委副书记牵头,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研究解决尘肺病有关问题。”

  洗肺,即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是目前用于治疗一期、二期尘肺病的主要手段,能清除部分肺内粉尘,改善肺功能,延缓病变升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大量尘肺尘肺病人恢复自理能力。然而,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上衫乡600余人尘肺病患者无论是一二三哪一期,洗肺者寥寥无几。

  对此,一直直陪同记者采访的樊后宝说出了三个原因:首先,上衫乡偏远闭塞,大多数病人不知洗肺有效,错过了洗肺的最佳时间;其次,最初江西省几乎没有专业的洗肺设备;此外,昂贵的洗肺费用让尘肺病患者家庭无力承担。

  事实上,从1994年该县发现第一例尘肺病死亡病例至今,整整17年时间,这三条原因几乎一直成为上衫乡600余人尘肺病患者和家庭来的最大困难。

  “一段时间,我们和政府的精力都花费在劳动仲裁、法院打官司上。”朱名水无奈说道,“出了问题,政府首先不是反思、帮助我们,而是设法捂盖子,撂挑子。”

  然而,当地的尘肺病问题岂能是“打压、欺瞒、拖延”就能解决的?岁月倥偬,弹指17年间,尘肺病已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对此,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像修水县上衫乡尘肺病问题如此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当年金矿开发单位责任不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严重的唯利是图,违法行为比比皆是。其次,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甚至渎职失察。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看重GDP数字,而无视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是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及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甚至官商勾结,从中渔利。

  这位人士同时还指出,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当年开矿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有效监管,按规章制度办事,上衫乡这种悲剧肯定不会出现。”江西省胸科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就是把简单的风干钻改为湿钻,就可大大降低尘肺病的患病概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上衫乡开发金矿最为如火如荼时,由于政府参与,“自己开发,自己监管”的弊病暴露。当年该监管时监管缺失,如今该担责时却担责无力。对此,一直关注职业病与劳动关系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这是“政府功能的错位”。

  他认为,职业病的防治涉及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找哪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怪现象。监管部门职责不清,直接导致这些年像尘肺病这样的恶性职业病居高不下。在目前政策没有完善之前,地方政府应该从整体上承担起责任。

  在离开修水县上衫乡的时候,面包车里司机朱猛志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事情,下衫村7组29岁的朱淼生在2000年死于尘肺病,3年后,当地因电网改造需迁其坟茔,家人发现他的尸骨遗存下来的肺已经收缩为鸡蛋大小,有人用铁锤敲击竟不碎。

  尘肺病人被称为“跪着死的人”。他们因肺部纤维化而变硬收缩,导致呼吸功能衰竭而亡,临死蜷缩在一起,犹如跪着,而其肺也收缩为鸡蛋大小的硬核。

  江西修水县上衫乡,这个愈来愈名副其实的“寡妇乡”,不就是641名尘肺病人收缩的一个苦涩的硬核?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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