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悲剧已经显现

　　现在有一个消息在网上疯传，即：“药家鑫因为担心负责捅杀被撞人，其师妹李颖声称被撞人记车号是不要脸"要是我也捅”，因此招致网络上挞伐，皆曰中国教育体制有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而是教育体制和内容都出了问题。

　　从教育体制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官本位教育体制，一切都以官的大小来衡量教育的成功与否。在大学，一个人当了教授不当官那是无本事，一个人当了官之后再当教授那是能力的体现。先当官后当教授是一些人的首选，先当教授后当官就是次选，所以才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说的一个处长把一个教授训得斯文扫地、中国的博士主要在官场之说。以大学校庆为例，每年都有大学搞校庆，每年的大学校庆第一个出来表演的是官员，那些搞学问的教授出场的目的是为了给官员捧场，即使那些不是官员的教授，也得和官员握手以谢官员重视之恩。如果官员在商海横游，赚得黄金万两，必然受大学官员追捧，以求为母校捐款捐物，搞个慈善之类的东西。如果官员能用权力为母校谋利，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就得三叩九拜。官本位的大学输送给社会的必然是官本位的官僚，官本位的官僚必然回母校给学生作出一个官本位的榜样。过去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现在说，那些回来的官员都怀有“我胡汉三又回来的心态”，这件事，不说，地球人都知道，说了，月球人都知道了。

　　官本位体制的效果比云南白药都好用。当官的回来了，给所有的学生的巨大震荡是，学问一文不值，只有当官才能纵横四海，有官就有钱，有官就有路，有官不但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光校耀生，一官可耀大中华，何况学校呼。时间长了，大学里摆满了官员谱。说也奇怪，每当官员众多，官员众生像在学生中定格的时候，出来的不民官员，却是孔子像，孔子成了官员谱的道具。

　　还有人说，中国的教育缺少了集体主义的教育，解决的方式是要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这个观点似是而非，集体主义教育是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出来的结果大都成了伪君子，真小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求助于群体，是安全的需要，因为一个人在中国战胜不了自然灾害，就是在战场，一个人的用处也大不到哪去，再说皇帝都喜欢乌合之众。所以，凡是专制统治者，都喜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喜欢真实的个人，真实的个人对于皇帝来说麻烦太大，处理问题就是日理万机也解决不了几件事。要命的是，皇帝解决不了众多的事，皇帝还想解决众多的事，还想亲民，就得找集体主义的理论对他的臣民进行教化，皇帝不知道法治，不知道人的生命重要性，不知道法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的，皇帝只知道，只有皇帝本人才是值得保护的，他的臣民在个体当中就是一个随时可杀的性命，甚至还会以杀人取乐。

　　现代的集体主义有历史传统，有现代的品味，但现代的力道不足。所以为了体现力道，让集体主义入教室、入课堂、尤其是入脑都是难上加难。因为讲集体主义的人不信，讲集体主义的教师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当然，并不排除有人真信，真信的人我也见到过，但是这种教师太少。即使是教师信了，把自己的理论和信仰交给学生，学生信的也不多。真实的情况是，讲集体主义的理论的时候，学生不是逃课就是看课外书，不是看课外书就是睡觉，不是睡觉就是交头接耳。这一点我们从清化大学的蒋方舟给校领导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到处是思想的侏儒，到处是利用自己的集体主义谋自己的私利，大学生一开学就知道如何苟活、苟生、苟敬，走苟发展之路。

　　官本位教育体制与集体主义教育一拍即合。因为官有价，个人无价，个人如果有价也只是官员的工具。中国的历史集体主义也是集体有价、个人无价，如果个人有价只有体现在集体中，而集体是需要有一个代表的，没有一个代表就群龙无首，这个集体主义的代表就是官员，官员成了不同集体主义的代表，这样，个人是集体的工具，个人是官员的工具，个人与集体都是官员的工具，人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工具的意义。

　　官本位教育体制与集体主义教育的后果就是工具论的教育，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对生命的冷漠甚至蔑视。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使学生们没有生命神性、脆弱性的概念，没有对所有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对生命的人文终极关怀，没有对人权的捍卫。当我们看到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有的学生眼里闪烁的是复仇般的快感，而少了基本的人性关怀。当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美国、法国、北约部队轰炸的时候，显示的是对人权的迷茫。他们喜欢嗜血的政治而不喜欢尊重人权的和平的政治。

　　既然人是一个工具，那么他人就是为我活的工具，当他人的利益影响到本人的生存时，他人死我活就是一个首选。药家鑫杀人、李颖赞扬，就是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必然结果，这是教育的胜利而不是教育的失败，这样的教育才有这样的教育结果，是教育体制的逻辑延伸，不这样想，不这样做，反而显得不符合逻辑。（作者：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