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 不爱米饭 ,要求吃西餐、吃牛排; 通货膨胀那阵 ,绿叶菜的价格噌噌翻番 ,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
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 ,没见过 ,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
高墙里的“国际倒爷”
拉瓦锡的余生从东莞开始。从前,他是活跃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的“国际倒爷”,乌干达人。家里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国淘金来了。每天拖着一大袋衣服来去,吃力,来钱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给他一桩赚钱的买卖:海洛因。
也许是老家乌干达战乱频繁,贩毒算不上什么要命的事,又或者拉瓦锡头一回知道海洛
因是啥玩意,总之,他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离家万里的东莞石碣镇一座孤岛上度过余生。
孤岛叫新洲岛,听起来像是“国际旅游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外国人。
不过很抱歉,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1989年开始,这里成了新洲监狱的所在地,开始零散关押外籍囚犯。1996年,监狱更名为东莞监狱,正式成为广东省境内关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监狱之一。
拉瓦锡刚入狱,很不习惯,在被子里哭了四个月。写一封家书到非洲,动不动就是半年。层层报批,找小语种翻译,如果邮差能准确投递的话,一来一回的,几个月就过去了。不久后,监狱里的拉瓦锡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个孩子寄养在父亲家,连书都读不起。“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只能设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他说。现在,拉瓦锡是监狱里的积极分子。他会用中文说流利的日常用语,会应时举起右手,“BaoGaoZhangGuan”,径直走到警察面前蹲下汇报情况,还会开导别人,“每个国家有监狱,每个国家有规定”。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锡从来不吭声。他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犯人。三年多了,他还是吃不惯米饭,中国食物无法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着指头盘算着减刑的日子,但岁月时常出现差错,有时候他以为自己的无期徒刑该减到18年了,结果却是19年。他很纠结这个数字,“在里边,一天就是一个月。”他决定申诉。
“万国监狱”里的语言关
中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接受中国法律管辖,渐渐地,周边国家犯人都被聚集到这里。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因地缘文化接近,这批外籍犯还算通情达理,监狱管理的难度尚未凸显。
在东莞监狱的狱警们看来,真正的麻烦始于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拥入。比如拉瓦锡,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
今身份不明。隔了半个地球,语言、饮食习惯、风俗差得十万八千里,他们就像是麇集在中国监狱里的天外来客。
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道坎。
异域的犯人来了一茬又一茬,狱警们还是原来那一拨,懂英文者寥寥。
外语人才太少,这是东莞监狱面临的困难。偏僻的工作地点、普通狱警两三千的工资很难留得住处处吃香的外语人才。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土语的犯人,土语译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抵达狱警。这样的对话费时又艰难,中途还很可能会错意,比如狱警教育说,你想想,你这样做对不对,碰上了半吊子翻译,最后犯人的理解是,你这样做是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解为“获刑两年”。
拿狱警的话说,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累得像骡子”。邓允民是六监区的监区长,常常是晚上七点半巡岗,就有十个八个排队要找,伙食,疾病,劳动,成绩,报酬,什么都反反复复地问。单是谈个“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问题,几个回合翻译下来,也得耗上十来分钟。
一条菜青虫,也是外交事件
初来乍到,磨合往往从吃饭开始。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时行不通,那能在圣诞节叫肯德基外卖吗?通货膨胀那阵,绿叶菜的价格噌噌翻番,食堂
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一个人表抗议,同国家的几个人就围上来起哄。
一条菜虫都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里发现了一条菜青虫,当即打捞出来做成标本,火药味十足地向监狱投诉,你虐待我们,漠视我们的健康权。“几百人的大锅饭,不可能每片菜叶都较真”,干警们不得不像保姆一样哄他们有菜虫才是蔬菜无公害的表现。至于外籍犯究竟怎么管,国家尚无明确法规东莞监狱方笑称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被上升到“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的问题。监狱管理方需要在“所有犯人一视同仁”和“给予外籍犯适当照顾”间小心地拿捏。
比如在劳动方面,中国犯人每月的底薪比外籍犯人少;外籍犯的任务量也轻一些,食物标准上也比中国人高一些。
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
如今,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
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倒是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神经仍旧绷得很紧。“国家主权”“外交大局”“国际形象”,这些关键词悬在头顶。外籍犯难管难教,外交无小事,说话务必小心,否则就是开“国际玩笑”。不过,现阶段可供指引的,仅有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实践起来有难度。”有狱警说。比如,刑罚执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狱警表示忧虑。
巴基斯坦人诺伊贩毒入狱,他看上去六十多岁,瘦癯、皱纹,牙没剩几颗了,护照上的日却是1962年1月1日。诺伊说他在12岁那年从高楼上摔下来,大难不死,为感谢真主安拉赋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归零了。按照中国法律,60岁以上为老年犯,在劳动和起居方面可适当照顾,但干警们至今为难,毕竟官方数据上,诺伊只有48岁。
又如,中国大陆犯人可以假释,但外国犯人没法假释,离家人实在太远了。
在宗教实践一项,规定是“不得从事宗教活动而针对每天要做5次以上祷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适当照顾”的指示,可以心里信仰,休息时间在房间范围内自己祷告没问题。(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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