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国人如果有件日货，算地位、财富的象征物。青年人把一个半、两个、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挂在车把上放着铜管乐上下班，各地部门接待日本商务人员很热情，对日本商人的彬彬有礼、精明强干很欣赏。那时，中国各级当权者中，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不少，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更多，但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好像对这个仇家来的人并不记仇。也许，正是由于当时中国人宽容的心态和“区别”的思想，为中国技术、经济上达到目前状态打下了铺垫。”
这段话，是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平心看待身份证风波》一文中的一个段落。限于篇幅原因，我没有就“为什么改革初期中国人不仇日”的问题展开论述。 我所提及的现象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没人指责我歪曲历史。问题是在“抗日呼声”高涨的今天，这样的简单叙述也会引起“责任”的争议和“动机”的诘难。民族间历史怨恨一般有随时间减弱、淡化的趋势，但中日密切交流了30多年后，“民间情绪”却不一般地“逆向”演化着。探讨这一问题，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我的前辈和“社会关系”中，多有反侵略战士，小时候连身边挑水的炊事员也是老八路（文革期间老红军登三轮、干粗活还不算稀奇）。机关周围邻居中，有当过汉奸兵的汉子，也有曾被日军轮奸的妇女，当时他们多是四五十岁的人。说起敌伪时期故事，我并不觉得那是遥远的事情。哪里曾打过一仗，谁在哪里活动，前辈们怎样锄奸，当地各种势力派别以及他们头目的姓名、事迹等等，这些似乎是一个老根据地机关子弟的常识。十几岁时，对日伪时期档案保持比较完整已有深刻印象，那时谁要是想隐瞒历史问题几乎不可能。有这些感性的东西再加上较好的文字、音像资讯环境，如果和现在网上的“爱国青年”比“民族意识”及“历史知识”，那是不会比他们“浅薄”的。所以，对放弃索赔权始终愤懑不已并在1980年代后几年就有所表现的，正是和我类似的一些人。也由于这种“历史积淀”，我鄙视某些网友随意给人扣“汉奸”帽子，觉得这是心理阴暗歹毒的表现，往好处想，则是不知称人“汉奸”意味着什么，算不知深浅吧。尽管没人说我“汉奸”，我还是在抱不平时说过：如果当面被人强加如此罪名，我会动刀，这没商量。
“民间情绪”今日如此，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要指出“日本右翼猖狂”的理由经不住推敲。 1960年10月12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东京发表演说，呼吁“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话音未落，一名右翼分子就把利刃刺入他的心脏；1970年11月25日，日本才子三岛由纪夫绑架自卫队长官，召集部队演说，号召发动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誓死“爱国忠君”，受抵制后迅即循“武士道”切腹而死；田中角荣访华前，接到许多以死相威胁的电话，为访华做了被刺杀的准备。看这几个例子，不难想像当时的日本右翼何等猖狂。如今，他们的猖狂远不及以往，但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刺激程度却强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甲级战犯是1978年10月合祀在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在1985年8月15日，这么严重的“开先例”性质的事件在当时并未对中日关系和民间意识形成多大影响，也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右翼猖狂”不如现在敏感。至于“贸易摩擦”，有贸易可摩擦比没贸易可摩擦好得多。至于“修改教科书”，历史又不只是他们写的，咱明白也不是不管用。促使他们实事求是反而更促成他们更强大，也说不上是多好的办法，要是会有很大作用的话，咱们发狠抢先一步据实修改一番倒是扎扎实实的强国行动呢。
中国人当初仇日不切，由“内因”所规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视日本为美国傀儡，没把日本当重点敌手，属于又打又拉的对象。宣传上先是极力仇美，后又极力仇苏。“民族恨”分阶段地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身上。抗日文学、电影等作品不少，但刻意披露日军暴行不是重点，所侧重的是渲染游击的抗战功绩和紧密的“鱼水关系”。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火力也不在集中在“汉奸”身上。“地富反坏右”等明确属于专政范围的类别中，没有“汉奸”一说。担任过伪连长、乡长以上职务的划在“反革命”一类中的“历史反革命”里，专政或批斗活动中，单纯的汉奸罪行并不被特别重视，对“地富右”、“现行反革命”、“隐藏的阶级敌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国民党分子的历史问题”，要比斗争“汉奸”来的狠，抗战阵亡的国民党将军，也免不了毁坟砸碑。我的印象，许多“汉奸”的生活环境和“土匪”及“阶级兄弟”差不多同样宽松。对走资派、国民党（特别是特务和还乡团）、美帝、苏修的滔天罪行揭露到位，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相比并不显得大罪滔天，至少大家觉得这些敌人无论内部外部这国那国都是相近级别的坏蛋。是故，中国民众也不对日寇抱特殊的仇恨心理。
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而不特别仇恨，是由于这份仇恨被别的仇恨和苦难、痛苦冲淡了。有此“基础”，“亲日”现象乃至“亲日思潮”方可发生。但这仅是一个起码条件，还不具备“亲日的必然性”。走向必然，决定因素是两个：一，中国人实在是斗够了；二，在中国人不想和任何人再苦斗下去的时候，日本最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1972年两国“结束战争状态”，中日邦交正常化。其时，文革如火如荼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虽然高层依旧保持强烈的内斗精神，而老百姓已是筋疲力尽，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打前锋的红卫兵们伤痕累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把革命红旗插上白宫、克里姆林宫”的豪情壮志破灭消散，已经明白自己是被愚弄被糟践了。中国人心身受到重创，大痛之中意识有些清醒，有史以来最好斗的最富“肉弹精神”的一大群人，身被内斗的残酷和痛苦，产生了“厌斗情绪”，行为取向开始脱离纯政治纯精神的轨道。随之，日本的技术和产品，让他们看到了外部世界并非“水深火热”，让他们知道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放弃对日索赔权，这可是“网上汉奸”拼死命也犯不下的事，但这事和周恩来提出的“弃权三理由”，没有引发抵触的言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民众和基层干部没有起码的表达权利和任何表达机会，权利长期丧失和久经管制后，习惯于领袖所说所为一贯英明的认识而无话可说；二是不了解外部世界，认为祖国强大到美帝来朝，小日本那点钱我们根本不必在乎；三是在当时已经成功地形成了一种宏观氛围谁对经济利益重视谁就是觉悟不高人格低下；第四个是最深层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却似乎从来没有人指出过，即中国人的生活长久远离法治秩序，侵权、伤害、剥夺等罪行融入生活并成为生活常态，平时罕见“合法赔偿”的生活，早已将“法定赔偿”概念从意识中剔除了。也就是说，和嘲笑外国人要求中国归还他们资产的逻辑一样，和中国老百姓不能索赔的逻辑一样，大多数人其实觉得日本不赔偿才是正常现象，才合乎革命的道理与政治的逻辑。
日本化肥，是普及到中国千家万户的“教材”；日本电器，则是中高层的“教材”。在中国改革时代到来之前，日本给中国当了“启蒙教师”。
“X地干部真正富，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我一直没忘这条“民谣”！现在对年轻人提这，就得解释一番了：日本援华的尿素，包装袋是国内少见的尼龙织品（一度使用过太平洋被单作外包装），结实耐用，两个袋子可裁成一条裤子。分到各地后，化肥袋到不了农民手里，供销社以五角至两元的价格卖给“走后门”的公职人员。袋子上的黑字，是怎么弄也去不掉的（这是中国人佩服日本印刷技术的开始），以最佳裁剪方案做成的裤子，裤腰下面显“日本”二字，屁股后面带“尿素”二字，印着“含氮量40％”的那部分就作裤腰。这就是上述“民谣”的由来。建国三十多年后，这个国家连许多公职人员都是拣战败国破烂遮体的叫化子！一般“没门子”的老百姓连“拣破烂权”都没有！于是，我一直视此为“国耻”。
一条尼龙袋，只是一条尼龙袋，就把“真理独占者”的优越感自豪感一兜而空。其中多少辛酸，多少懊悔，如今的爱国青年难以理解但是，你千万别跟我说那些穿“尼龙裤”的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别跟我说他们不爱国！
民间传言：日本货轮空船开往中国，边走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港口，一船尿素就满了。民间评论：小日本很争气很有本事，我们太落后了。尔后，日本的文学、电影让普通人领教了非常“新鲜的”爱情、人性、幽默和法治，又发现日本人要比国人素质高、讲文明。国内也推出《一盘没下完的棋》等作品，进一步营造了“友好气氛”。
改革开放、接纳敌国的原因极其简单：“再也不能那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于骨肉相残血泪飞雨之后，于饥寒交迫形影相吊之时，中国人发现，和平、和睦、脱贫、发展才是真正好东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需要换一种活法了。于是，欢迎人来，更欢迎带着善意和财富的人来，并且，“脚步开始移动，就不管他是谁”。
对外心态的现代化，客观、务实、双赢的指导思想，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的高级愿望；最低的愿望，借日本友好社团很朴实的一句话：“中日不再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公众是不是比现在更成熟更大气呢？是的，那是死里逃生后的沉稳，那是历经大痛大穷后的争气。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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