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凡是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都对重庆很有感情，始终关心关注重庆。
澳门澳亚卫视记者：您的前任汪洋，在广东积极推动粤港澳合作，重庆会不会与澳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薄熙来：汪洋同志对重庆很有感情，调任广东后，仍惦记着重庆的发展，把广东的企业引到重庆，现在已有不少广东企业来重庆与我们合作。重庆是一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凡是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几任书记，蒲海清、包叙定、王鸿举三位市长，他们都对重庆很有感情，始终关心关注重庆。
幸福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即使物质上极其丰富，也并不一定就有很强的幸福感
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去年重庆被评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请问薄书记，您如何理解幸福感，在重庆“十二五”规划中又有哪些具体措施?此外，在两江新区建设中，日本企业有没有什么新机遇?
薄熙来：关于幸福感，我的理解是，这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即使物质上极其丰富，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都极佳，也并不一定就有很强的幸福感。幸福感是生活在当地居民的一种精神感受，这感受固然与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等物质因素密切相关，并以此为基础，但同时也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有对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感觉。幸福感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感知，又有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比如上世纪50年代，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但绝大多数人内心一片光明，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那时的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幸福感。
重庆虽地处西部，经济条件远不如东部沿海，但同样可以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甚至做得更好，因为幸福感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发达”所决定的。只要能真正让千家万户感觉到，我们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让更多市民感知，我们的社会是安全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让大众信服，我们反腐败是坚决的，对坏分子是严惩不贷的，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幸福感。当然，幸福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努力学习、探索和实践。
黄奇帆：重庆的两江新区是去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新区，它既有西部开发的所有政策，又有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政策，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一个增长极。去年两江新区GDP突破了1000亿元，增长了23%，估计今后几年将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两江新区成立半年多时间里，吸引了1000多亿的国内外投资，这里面既有美国的企业，也有港澳台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企业，比较而言，日本企业的确不多。我分析了一下，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种境外投资中，日本占了20%;到了90年代，占了10%;最近10年，比重下降到5%，我认为这与日本经济不景气等状况有关。重庆一直高度重视日本企业，最近在跟日本的东芝公司商谈来渝建电脑生产基地的事，也在与日本佳能公司商谈，欢迎佳能到重庆造数码相机。此外，已来渝发展的日本企业发展都较好，比如五十铃汽车，最近3年在重庆的产量、效益都翻了番;另外铃木公司的产量也从10万辆增加到20多万辆，他们都可能在重庆增资扩股。所以，重庆还是日本企业非常好的选择地。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重庆的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有人认为，你们这一代领导人，由于生活经验和教育背景不同，对某些问题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工作方式，对此你怎么看?
薄熙来：我们还是讨论有关重庆的问题为好。你不了解我的经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工作，中国有句老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重庆的事。你去过重庆没有?（答：没有，我已经申请了）重庆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现在有不少美国朋友已经去了，惠普在重庆搞笔记本电脑，还有不少美国企业在重庆的发展也很不错。
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今年度重庆将有50亿美元投向海外，这其中包不包括台湾呢?
黄奇帆：我们的海外投资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有个项目储备库，达上百亿美元，每年能够操作落实的差不多40亿-50亿，有不少项目计划正在研究。
“严是爱，松是害”，市委、市政府必须板起脸来，敢于叫硬，而且常抓不懈
香港大公报记者：有人说，重庆出现了一种“大民小官”的现象，人民群众越来越有主人翁感觉，对官员的约束越来越大。重庆在“治官”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您是怎样让干部放下身段为老百姓服务的?
薄熙来：去年，重庆的纪检监察部门搞了个措施，叫做“三项治理”。第一项是交红包，干部收了红包，不管多少钱，都要主动交上来;如果不交，一旦发现，就严肃查处!结果，两个月就收到了6000多万元上交的红包。第二项是严查超标用车，也是先由干部自报，一次性收了6000多辆超标车，然后公开拍卖一部分，再合理分配一部分。第三项是严查官员亲属经商行为。有句老话讲得好，“严是爱，松是害”，市委、市政府必须板起脸来，敢于叫硬，而且常抓不懈，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风清气正。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求机关干部“三进三同”，“三进”就是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一些三四十岁的干部，到农村已经很不适应了。同劳动还行，无非是出点力气，咬咬牙还能挺过去;同吃就比较费劲了，坐到桌子上就开始犯嘀咕，干不干净呀?味道行吗?最困难的就是同住了，尤其在山区，条件更艰苦，一会儿嫌被子有味儿，一会儿怕老鼠臭虫，真是不适应!以后你们这些记者朋友到重庆，我们也给你们组织一次（众笑），不用多了，就一天，体会一下，你们的思想觉悟肯定能提高（大笑）。
通过“三进三同”，我们的干部觉悟和素质都得到了提高，回来后写的感想可生动了!不经过这个过程，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发牢骚。经过“三进三同”，觉得什么都好，更珍惜眼前的工作和生活了。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幸福感吗?一经过“三进三同”，就有幸福感了（笑）。
“增长极”这个概念，让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我们是从多层面来研究和实施的
经济观察报记者：“十二五”中，重庆提出要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如何理解?怎么实现?有哪些量化的指标?
黄奇帆：这个增长极是锦涛总书记给我们定位的，希望重庆这个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能够对周边地区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就像深圳、广州是珠三角的增长极，上海是长三角的增长极，天津将成为渤海湾的增长极一样，是一个常规的区域发展战略。
薄熙来：重庆在“增长极”的建设上有了较大进展，这里有几个概念，可以从数据上分析。比如，进出口，原来是十几亿美元，现在达到100多亿，2015年会达到千亿;利用外资，原来规模很小，2007年只有10来亿美元，去年达到60亿，今年可达90亿;对外投资，去年重庆搞了50亿美元，今年还会上一个台阶，“走出去”已迈出了重要一步。总之，“增长极”这个概念，让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我们是从多层面来研究和实施的。
重庆开放高地建设是一个与国际融合，促进要素流转，促进内外两种资源循环基础上的一种开放高地建设
新华社记者：“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要扩大内陆开放，重庆近年来推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措施，但是内陆有很多地方，请问重庆如何避免与其他内陆城市的竞争?
黄奇帆：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有三个方面的要点：一是在引进外资上，3年前重庆利用外资是10亿美元，去年发展到63亿美元，估计今年会达到90亿甚至100亿美元。现在中国不缺外资，我们这么起劲地把外资引进来，是因为外资还可以带来技术、市场、管理和观念，对我们形成开放高地是有益的。二是在“走出去”方面，开放高地建设要求重庆的企业走向世界，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到了3万亿美元，也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去年我们海外投资50亿美元，今年重庆会继续到海外投资50亿美元，收购国际上的一些矿山、农产品或者一些装备技术。三是进出口贸易，去年重庆进出口贸易增加了50%多，估计今年会翻番，今后三五年，重庆进出口贸易会发展到1000亿美元。
在推进这三方面发展的时候，我认为跟内陆其他地区不会有太多的竞争，而只会带动内陆地区共同与世界融合。当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有1000亿美元的时候，一定会拉动重庆与内陆其他地区的产品交流;当我们到海外投资的时候，内陆的兄弟省份也不会与我们有太多竞争，如果一起加入海外投资的大军，更是件好事。所以，重庆开放高地建设是一个与国际融合，促进要素流转，促进内外两种资源循环基础上的一种开放高地建设，不会跟内陆其他地区发生太多的竞争。
重庆人特别勤奋，一说建“森林重庆”，就拿出当年大寨人的劲头儿种树，还绿化我们的长江母亲河
香港中国旅游经济台记者：前不久，国务院通过了成渝经济区规划，这对香港客商来说，意味着新的合作机会。渝港之间可以在哪些方面深化合作?此外，重庆拥有长江三峡、大足石刻、钓鱼城等景区，怎样才能吸引更多港人来渝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呢?
薄熙来：历史上的重庆，至少有两件事大家应该了解。第一件，在座的朋友可能都读过《三国演义》，这部“中国第一才子书”，其中一半的故事都发生在现在重庆所辖的境内。奉节白帝城，刘备托孤地，当年诸葛亮写下了著名的《出师表》，“臣鞠公开尽瘁死而后已”。毛主席曾评论说，“读了《出师表》，不落泪不是忠臣”。沿江而下，很多景点都与三国有关，很上讲究。第二件，和欧洲有关。当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打到钓鱼城，重庆守军非常顽强，蒙哥久攻不下，冷不丁反被守军一炮炸死。这时候，正在攻打欧洲的成吉思汗其他王孙，纷纷撤军回来争夺汗位，客观上解了欧洲之围。在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人都得感谢咱重庆呢（众笑）!
重庆人还特别勤奋，一说建“森林重庆”，就拿出当年大寨人的劲头儿种树，还绿化我们的长江母亲河，一到开春，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种树的人。这样干下去，重庆城里城外，长江两岸都会美不胜收。
黄奇帆：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它的很多业务对重庆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由于香港也是海城、山城，他们的房地产商在重庆造房子就造得很好;香港有许多金融企业在重庆开了分行;借助香港这个资金中心，去年重庆农商行到香港上市，募集了120亿港币;重庆还考虑到香港去发行人民币债券。另外，香港的物流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等方方面面都可以来重庆发展。总之，香港的各种人才、各类企业都对重庆是有补充有帮助的。这些年，重庆海外投资40%左右都是香港投资，今后几年还会是这个趋势，我相信渝港合作前景会非常灿烂。
今后，我们要干一件更大的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电视台记者：重庆推进“民生十条”，全力提升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今后还会有什么重大的举措?
薄熙来：刚才有记者朋友提出重庆今后想做什么，还有什么重要的想法。我想跟大家讲，我们重中之重的事情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我脑子里最大的课题。过去3年，我和鸿举、奇帆两任市长破解的最大课题，就是“改善民生，共同富裕”。去年市委开了一次全会，主题就是改善民生，推出了“民生十条”，包括建公租房，农民养老保险全覆盖，照顾好留守儿童，还要在3年内让“两翼”农户都增收万元。重庆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农村的面积和人口，比京津沪拢一块儿还多很多，其中又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我们要努力让老百姓，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要让3200万重庆人民各得其所奔小康，生活条件得改善，对此我们责无旁贷。
今后，我们要干一件更大的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不光是重庆，沿海地区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也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就重庆而言，我们一是要尽可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要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二是要做大中等收入这个阶层;三是规范高收入人群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会结合重庆实际，同时借鉴国内外一切成熟的经验。
如果经济发展了，“三大差距”却扩大了，就有违科学发展观，就不是真正的转变增长方式
经济日报记者：我有个问题问黄市长。今年您在重庆“两会”明确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缩小“三大差距”，这在我国地方是首次，实现起来有哪些困难?重庆将通过什么设计保证目标实现呢?
黄奇帆：我们的确在考虑缩小“三大差距”。如果经济发展了，“三大差距”却扩大了，就有违科学发展观，就不是真正的转变增长方式。我们有二三十条措施都是指向缩小“三大差距”的，比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后，就会缩小在城里的农民工和城市原住民的生活差距;“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就会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等等。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年前在重庆采访，感觉打车很难。重庆在城市的微观管理上有哪些考虑?
黄奇帆：这是一个很具体但也很重要的城市现象。出租车如果数量少了，会出现打车难;如果过多，空载率太高，又会影响司机的收入，这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你说的现象是存在的，现在重庆主城扩大了，进入二环时代，1万辆出租车已不能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我们正在考虑适度增加出租车的供应。
问答之间，已接近6点钟。两个小时里，薄熙来、黄奇帆与记者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当看到记者们意犹未尽时，薄熙来提出，代表们还要准备明天的审议，可以先行离开，我与黄奇帆市长再留半个小时，继续接受提问。现场一片掌声、欢呼声，记者们呼啦一下子围成了一个更紧的半圆，问答又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主持人宣布采访正式结束时，记者们仍簇拥着薄熙来、黄奇帆，一路追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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