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不是问题 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的六个无能为力

　　导语: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先后出台购车摇号、购房限量行政措施，以期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减少外地人口流入。然而，分析“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为代表的六大“人口控制论”不难发现，人口大规模单向度往一线城市流动本身并没有错，计划思维的政策“隔离墙”亦无法围堵人潮汹涌。

资源富集导致许多外来人口放弃流动，定居城市。

　　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居住地，选择本身是经过成本计算并且自发形成的。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明显优势，由此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以及观念的更新，导致许多流动人口已不再频繁流动，选择在大城市定居。

　　一线城市有这么高的就业机会，有这么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到这里上大学比别的地方方便很多，到这里就业工资也比其他地方高，对这些优势的追求远不是靠各种限制令可阻止的。这也可以解释深圳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高达8∶2，相当比例的外来人口成为城市主人。

城市人口聚集造成的交通拥堵。

　　一线城市资源富集在吸引人口流入凸显的现实是，各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化导致的“重城轻农”，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的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别。

　　特别在不同地区民众对基础公共服务享受的差异方面，《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指出，2000至2004年间，我国各类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指标中最大与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别为：基础教育1.728、公共卫生1.774、社会保障2.351、基础设施3.072、公共安全1.923、环境保护1.96，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在2至3倍，尤其是西部地区遭受了巨大不公

美国拉斯韦加斯资源先天匮乏，却建成了大型城市。

　　一线大城市人口已超过承载力极限的说法经常成为控制人口的主要理由。但生活中最直观的感受是，城市规划设定的最大人口数“屡设屡破”，市民生活总体水平却在不断提高。这中间一再被忽略的事实是：城市本身的“容量”在不断增加。其实，城市人口和城市人口承载力就是分子和分母的关系，强调分子数据的增大同时，不应当忽视如何做大分母。

　　数字更能说明当下“分子”与“分母”增长失衡的状况，调查显示，相比纽约、伦敦、巴 黎、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与之最接近的仅是人口城市化水平，为98.8%，其他城市均为100%。而在空间、经济、社会等城市化水平中，差距很大，人均公共道路面积，北京仅为纽约等四个城市的30%左右；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到巴黎的50%，仅为伦敦的17%

　　此外，对城市人口容纳极限的讨论亦不能只盯着日益减少的资源储量，要注意到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的影响是动态的。否则何以解释美国拉斯韦加斯和以色列这两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却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讨论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有个形象比喻：等车人没挤上公交车的时候会说，再挤挤还能进去，而刚刚挤上公交车的转头便会告诉他身后那位：别挤了，等下一班吧。这是形容人们总是认为外来人口进城会分享原有居民的福利，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既得利益。事实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发展速度远远优于农村，城里人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大于农村居民，甚至话语权也由城里人主导。长此以往，这部分固定化的利益群体自然“本能”的不欢迎外人与其分食。

节假日保姆回家让很多家庭瘫痪。

　　通过加速低端业态退出成为本轮城市人口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到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待提升业态的准入将受到严格审批。但是，社会各阶层经济水平的不均等化已经决定了消费行为永远是多层次和多样化的，低端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劳动者永远是城市的合理组成部分。如果保姆都回家了，很多家庭就要瘫痪，饭店的服务员不来了，很多人吃饭就成问题，逢年过节的劳务市场供需就能说明问题。

　　排挤低端业态的决策存在一个理想化误区，认为城市里都是高端人才最好。但一个城市人口结构是由其综合水平决定的，硬是把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分开，将大大增加管理成本。如果把全球当作一个城市运营的话，在其产业分工链条中，相比中国白领的竞争力，中国民工的国际竞争力要强得多，能想象中国民工统统消失的场景么？某种程度上，真正能够反映社会进步或落后，反映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恰恰是对待低端人群的态度。

种种限制令让外来人口不忍走，又难留

　　针对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原本“不那么重要，甚至出现松动迹象”的户籍制度再次成为政策利器，指标发放受到严格限制。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接受采访时指，户口只能决定在城市居住的人口的公共服务的差别，但是对于人口进入大城市没有任何意义。

　　时至今日，全国6亿多城镇人口中，非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已经达到将近一半。没户口照样在城市里生活定居，这说明户口在控制人口上已经失效了。总有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进入城市，当他们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之外，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面临歧视，这样的城市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则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他们定居在那里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亚里士多德对城市的定义今天仍然鲜活。所谓城市，既是官家之城，也是小民之市，如果把城市的生成和生长更多看作是自然的过程，人为的削足适履，造成的皮外皮内之伤显然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