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国红卫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地红卫兵开始大串连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第一部】铁流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
铁流向北京
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从贵阳开出，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已经天色全黑。看看车厢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大概谁也说不清，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四个在座位上，一个钻在椅子下，两个横在椅背上，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几乎没有过道，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也等于没有厕所，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至于水，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充当“头儿”，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还充满激情地说，“看呀!前面就是北京了，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过，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瞒的“望梅止渴”一样，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
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毕竟也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时，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六甲”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从车窗中钻出去，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我努力睁大眼睛，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可是，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再定睛看，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过了好一阵，才惊讶地发现，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也一直留在心底。
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大家拈阄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走不了多远，就到了镇上，镇上黑麻麻一片，谧静得像死城，更诡异的是，连狗都不叫，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
老红军传统，还是草寇剪径?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老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路过这里，去伟大首都北京，特向您借粽子若干，留下人民币两元，以及借条一张，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
此致敬礼
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呼啸一声，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飞也似的回到火车，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感觉上，似乎比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还要响亮。
居然到了北京
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连火车也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掉头往北，经株洲、岳阳、武昌，终于过了长江。
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更不要说洗脸。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因为窗户一开，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有一次，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好在天冷，算是没有人烫伤。车厢里面，早已满是汗、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干脆集体占了厕所，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高高的行李架上，已经躺上去一排人，挂在上面睡觉。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扭着身体休息。早先那些“火车向着北京跑”、“我们想念毛主席”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车上的各色人们，话越来越少，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从第五天起，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两腿肿胀，加上感冒，昏昏沉沉中，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躺了一天一夜。
第六天上，没有任何先兆，咣当一声，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
【第二部】洪流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通，原来这种浩大盛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大型娱乐节目。就和古代上元节京城开放宵禁观灯一样，《礼记》里面记载，古代腊祭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问孔子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好像也没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回答子贡说，这是让民众“一张一弛”。但他不知道，这种盛大的欢会和典礼，对于在上者来说，乃是宣示政治力量和真理信仰不可或缺的形式，就像古代的泰山封禅、南郊祭天。
清华体育馆中“民族排”
昏昏沉沉的我，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住在体育馆里。很久以后，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这当然是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在抗战的时候，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游泳馆，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不过，在1966年的冬天，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里面有浴室，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也有暖气，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体操课用的垫子，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男红卫兵一半，女红卫兵一半，虽然并无屏障，一览无余，却也井水不犯河水。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
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因为“贵州”的缘故，糊里糊涂被算成了“苗族”，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被编为“少数民族排”。其实，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一个姓谢，一个姓张，但是，想到“少数民族”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我们也就默不作声，暂时改换了民族。刚刚安定下来，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一边找一边掐，听着叭叭的声音，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翻开衣服仔细看，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
后来听说，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
在北京的冬日里意兴阑珊
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个时候清华、北大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可我们这些来串联的中学生却并不很热心革命，虽然偶尔也去看大字报，更多的时间却是在游山玩水。1957年到1960年，我曾经在北京上过三年小学，寻访记忆中礼士胡同的老家、演乐胡同的少年之家、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北海和颐和园，成了我最重要的活动。头三天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到新街口，排上半小时队，转到城里去闲逛，每天晚上却都带着失望回到清华体育馆。因为那些记忆中的旧居、幼年时的乐园、充满欢乐的公园，在肃杀的冬天和紧张的气氛中，似乎都褪去彩色变成黑白，连礼士胡同原来飘着的烤红薯味儿，也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胡同东口靠南小街的大槐树梢上挂着的冬日，仍然留有鹅蛋似的红色。
这让我很伤心。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个道理，小时候一切记忆中的美好，千万不要重访，最好是让记忆永远是记忆，因为重访的结果往往是失望。三天后，我不再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整天去北大和清华闲逛，看着那些激情满怀或者仇恨满腔的大字报在瑟瑟寒风中飘零，看着那些曾经辉煌和显赫的名字，被颠倒书写加上红叉，心里觉得实在困惑。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好像也有些懈怠，斗过了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老婆，没有更刺激的事情可做，清华的大字报在我们入住的那些天，似乎也少了起来，这让“取经人”颇为失望。好在清华每天食堂免费供应的肉末白菜加大馒头，比起贵州老家的伙食好得多，经历过苗寨里饥肠辘辘，现在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肉末”，真有点儿让人“乐不思蜀”。
何况还有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这毕竟是一件让人期待和激动的事儿。
万众期待的浩大盛典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通，原来这种浩大盛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大型娱乐节目。就和古代上元节京城开放宵禁观灯一样，《礼记》里面记载，古代腊祭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问孔子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好像也没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回答子贡说，这是让民众“一张一弛”。但他不知道，这种盛大的欢会和典礼，对于在上者来说，乃是宣示政治力量和真理信仰不可或缺的形式，就像古代的泰山封禅、南郊祭天。
见毛主席那一天，是11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早上四点不到，就被负责我们的解放军叫醒，先是检查身上有没有异常物品，除了钢笔之外，不可以有其他任何坚硬的器物，然后是分发一天的食物，包括两个大馒头、两个白鸡蛋和一个大苹果。随后，解放军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在夜色中，如洪流般迎着寒风从清华大学向西郊机场进发，因为是见毛主席，所以每个人似乎都心情激荡，揣着激动也不说话，默默地向前走。唐诗里说“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们这些“红卫兵”既无弓箭，也无车马，倒也在寒风猎猎中举着旗帜，让人想到岑参的“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在黎明前漆黑的夜色中，默默前进，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零度以下的北京清晨，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到达西郊机场的时候，回看东方天边，已经微微发白。机场上除了预留给主席车队的跑道之外，都是枯草漫地的黄土地，我们就在黄土地上列队，十万大军，彩旗飘飘，场面很是壮观。因为是“民族排”，我们这一群学生被安置在方阵的前面，准备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第三部】盲流
>>虽然我在外面换了身份，也叫做“红卫兵”，不仅白吃白喝四处闲逛，也像个真理化身似的“横扫牛鬼蛇神”，可我的父母却仍在贵州苗乡那个县城里，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父亲被隔离起来，陪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斗，罪名只是由于他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在台湾。母亲则被斗争之后，驱赶到三十里外挂丁河边去筛沙，而她曾经背负的罪名之一，恰恰便是莫须有的“间谍”。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反省意识，也不曾检讨过这场革命的荒诞意味，更不敢怀疑文化圣战的正确性，但那一瞬间，我的心却微微一颤，我知道我应当回家了。
狂热与激情之后
毛主席接见的过程，虽说是高潮，可这高潮真不想一一细说。第一，虽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十二分，毛主席的车队才过来，那时已经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在车队来的时候，还是引起一阵激动和欢呼。第二，要命的是，这激动和欢呼帮了倒忙，由于西郊机场除了跑道之外，以黄土墁地，太多的人一跳一闹，便引起黄土飞扬。大概是害怕伟大领袖遇到危险，车队当即加速飞驰而去，我们沾了民族排的光，还算看清了第一车上的毛主席（至于后面车上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可排在后面的红卫兵们，也许连第一车上的人影也没有看清。第三，还是激动，毕竟苦等十来小时，就为看这么一眼。事后想，被看的称得上“神圣”，看的也称得上“虔诚”，神圣与虔诚总是相生相伴。我记得，路过邮局便给家里发电报，邮局营业员头也不抬，因为当时挤在邮局里，争先恐后发回家的电报，肯定千篇一律地是“4点12分见到毛主席”。
盛大的典礼在历史上常有，它给参与者带来的是欢乐和激动，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
一个法国学者研究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国家祭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人们过厌了持久而平淡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欲望不满足与精神被压抑的倾向，于是，便需要有这种典礼激起的瞬间高潮。而政治领袖同样也需要有这种神圣化的瞬间，一方面把自己的神圣烘托出来渲染开去，一方面借助这一火种把深藏在民众之中的破坏性力量，引导到敌人身上。说实话，我至今想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从八月十八日起，在三个月中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冒着经济停顿的危险发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串联”。但我在西郊机场看到那种狂热与激情，就好像狂欢节中的巴西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这种力量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可是狂欢之后呢?
我的父母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可是在西郊机场见过毛主席之后的十万红卫兵呢?大树不倒，猢狲却刹那间溃不成军。北京冬天黑得早，四点半之后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早没有了队列的人东一拨西一拨，倒扛着旗帜仿佛刚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游兵散勇从西郊机场到海淀清华北大一带的路上，稀稀拉拉就像羊拉屎豆儿一样，拖了一路。满眼看去，路上都是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人群。
洪流之后是盲流。狂热和激情之后，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奇怪的是，就连管我们的军人也突然不见了。虽然食堂里还有肉末熬白菜可吃，虽然清华体育馆里照样热气蒸腾，但人却像没头苍蝇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找不到北”，而用当时的话说，却是“找不到革命大方向”。我们一群人，每天在北大、清华、地质学院这半径一里的地方摇荡来晃荡去。大概是毛接见以后的三天罢，我在清华、北大之间闲逛的时候，看见一辆三轮板车，拉车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列宁装，脖子上挂着沉重木牌，上书“美国间谍臭老婆”（下面的名字记不得了），年约四五十岁的女性，车上颤颤巍巍地半躺半坐的，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年男性，白发中渗出绛黑色的血迹，脖子上的木牌看不清，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美国间谍”吧。一群和我一样斜挎草绿书包、戴着红色袖章，不过是中学生年纪的青年，挥舞着皮带，狂喊着口号，簇拥着三轮车呼啸而去。不知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我心头一阵惊悸，仿佛从梦中醒来，想起我的父母。
虽然我在外面换了身份，也叫做“红卫兵”，不仅白吃白喝四处闲逛，也像个真理化身似的“横扫牛鬼蛇神”，可我的父母却仍在贵州苗乡那个县城里，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父亲被隔离起来，陪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斗，罪名只是由于他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在台湾。母亲则被斗争之后，驱赶到三十里外挂丁河边去筛沙，而她曾经背负的罪名之一，恰恰便是莫须有的“间谍”。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反省意识，也不曾检讨过这场革命的荒诞意味，更不敢怀疑文化圣战的正确性，但那一瞬间，我的心却微微一颤，我知道我应当回家了。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三十年以后，我的家居然就在那个让我心悸的地方，名字叫作“蓝旗营”。
我该回家了
老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时候的新说法是，条条道路通北京。可来得容易去却难，当你往北京赶的时候好办，从北京出去却是乱糟糟的，几十万红卫兵就像溃堤之水，汹涌地向四处横溢。不甘心只到北京的，仍然借了免费火车和免费饮食到处乱走，我们那个民族排的壮族红卫兵打算去新疆，新疆那几个维族红卫兵却打算南下广州，我的那两位同行者，一位打算回老家上海，一位则希望回故乡梅县，我则铁了心要回家。
说不尽一路的风霜雨雪。还是那塞满了年轻盲流的火车，还是那混合了汗酸尿腥的浑浊气味，还是那有一顿没一顿的饭菜。可是，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嘹亮的歌声，更没有理想的大话。从北京到贵阳的两天三夜里，车上吵架与打架交织，鼾声与哭声齐飞，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乱”。记得出发时曾反复叨念毛主席的那段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大概那只是事后幸存者提神的想象和提升的意义，真的在路上含辛茹苦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归宿是何处，为何长征大串联。“万水千山只等闲”那种豪情，在思乡望归的时候，便只剩下了“关山度若飞”的期盼。
1966年12月5日。我还记得那天贵阳阴沉沉的，刮着北风，感觉很冷。在省交际处附近的一个专门收容串联红卫兵的学校里，刚刚回到贵州的红卫兵们，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丢进一口沸水大锅里去杀虱子。瑟瑟风啸中光着身子躲在被子里，几十个人在那里闲聊，说起一路上的感想，一路上的观感，好像没有人说起“文化革命”，没有人说起“见到毛主席”，也没有人说起“打到走资派”，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回家”。
可是，家能回吗?父亲还在被隔离吗?母亲能够从乡下回来吗?他们平安吗?妹妹和弟弟在家吗?回去以后还会被红卫兵看押吗?我手心里攥着那一个子儿也没有动过的十张伍元钞票，反复想象明天回家后的故事。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等候我的将是什么情景，心在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入一片黑色的迷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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