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1951年镇反大批捕:儿子积极活捉父亲(组图)

“镇反”1951

　　反特小说《一双绣花鞋》是文革时在全国疯狂流传的地下手抄本，被称为“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这双绣花鞋的灵感，就来自于该书作者况浩文亲身经历的“三・一三”大批捕――重庆镇反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抓捕行动

　　“我找到她，我怎么说呢?我难道说，50多年前，就是我抓的你?”在重庆冉家坝的家里，《一双绣花鞋》的作者、耄耋之年的况浩文向《中国新闻周刊》重提往事时，有些伤感地说。

　　1951年3月13日，在史称“三・一三大批捕”的行动中，21岁的况浩文带领一个抓捕小组，亲手抓捕了11个反革命分子。那双后来改变他命运的绣花鞋，就是在其中一个抓捕对象家中发现的。

　　60年过去，况浩文一直忘不了这双绣花鞋的主人，还曾试图寻访她，但终究放弃了。

　　这些年来，况浩文收集了跟“绣花鞋”有关的一切，包括各种版本的小说、连环画、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其中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个版本的序言：小说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以他亲身经历所写，但写完后，文革开始，他就自杀了。

　　“我这里许多资料，重庆市两个博物馆、一个图书馆都要拿去收藏，我没给，我自己要留作纪念。”

1951年，北京的“镇反”运动现场。图/FOTOE

　　最后的疯狂

　　1950年代初的西南极不太平。作为蒋介石撤离大陆前最后的据点，国民党军警宪特匪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令人咋舌。

　　“当时光军警宪特匪就有8万人，他们还吆喝了些土匪武装，组成‘反共保民军’‘反共抗俄军’，国民党武装号称达到一百万人。”况浩文说。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在行至成都龙潭寺时，遭到包括1000多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在内的土匪武装伏击，被挖眼、断肢、剖腹，震惊中央。

　　从1950年3月西南局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战争，既提出了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任务，也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史称“双十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此前的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重庆从1950年第4季度起，一直到51年上半年，前前后后进行了3次大批捕。最大的一次就是‘三・一三大批捕’，一晚上抓了4000多人。”况浩文告诉记者。

　　当时，19岁的况浩文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一期毕业，进入刚刚成立、驻地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在公安部五处（边防保卫处）任职。

　　大批捕由重庆市公安局执行。但是“三・一三大批捕”那次，要抓的人太多，市公安局力量不够，于是向西南军政委公安部求援。

况浩文在重庆家中。摄影/中新社记者 刘函冉

　　三・一三之夜

　　1951年3月12日下午，午睡刚起来的况浩文突然接到命令：晚上有行动。

　　“不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不晓得是什么任务。大卡车都在外面准备好了，直接被拉到了重庆南岸区公安分局。”

　　对于地主家庭出身的况浩文，这次行动可以说是一次考验。他的入党申请书刚刚交上去。

　　派来支援的人员由重庆市公安局统一分配。况浩文被分到南岸区龙门浩的下浩派出所，带领一个16人的抓捕小组。

　　抓捕小组由一名户籍警和西南军区警卫团的一个加强班组成，配备一流的装备：圆盘式冲锋枪。每个小组发一份名单，按照单子抓人。名单由各个派出所上报，经过公安分局、镇反领导小组审查后确定，上面名字、身份、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解放后，这些反革命分子在户口清查中都已登记在案。

　　抓捕行动在晚上零点到早晨八点之间统一进行。当晚全城戒严，口令是“镇反”，答不出来就是敌人。

　　况浩文组要抓捕11个人。抓捕时，先以查户口之名敲门，一开门，就用手电筒照眼睛。先问户籍警：是不是这个人?再问对方：你是不是某某某?如果确认，就说：你犯了反革命罪，你被批捕了。然后上去两个人抓起来。没有人敢反抗。

　　“算起来40多分钟得抓一个人，很紧张。”由于当晚抓捕人数众多，连手铐都不够用，只能用粗麻绳将被抓的人串起来。

　　抓到第七八个人时，东方已开始泛白。接下来要抓的人是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

　　解放时，一贯道已发展成为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不仅人数众多，仅北京就有20万之众。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深陷其中。1951年10月，一贯道被宣布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和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一起，成为镇反运动的五方面打击对象之一。点传师在一贯道中位居第5级，属于上层。

　　对这个点传师的抓捕很顺利。抓捕后搜查房间时，况浩文突然发现，带穿衣镜的柜子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动了一下。“我以为是个人，我拔枪，斜着身往那个柜子后面扑过去，进去一看，没人。其实可能是我眼睛花了，当时神经高度紧张。”

　　况浩文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心有余悸：“当时是凌晨四五点，光线不好，屋子又窄，是有点恐怖。恐怕我看那个绣花鞋就两三秒钟，但这两三秒钟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

　　除了那双绣花鞋，况浩文至今念念不忘的还有两个小女孩。时隔多年，他已记不清那两个小女孩是否是那个点传师的女儿。

　　当时，那两个两三岁大、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床上，一直望着涌进来的端枪的陌生人，临走时，还对他们说：“解放军叔叔再见。”

　　“那一会儿，我心动了一下。事后想起来，她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是来抓她们妈妈的。那对女孩如果在的话，应该是60多岁了。我希望这对姊妹这一生是平安的。”

青年时期的况浩文。翻拍/中新社记者 刘函冉

　　雾都重庆

　　1951年3月的重庆依然寒冷。

　　3月重庆街市的景象，正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英文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载：“绾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朝天门码头，常常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一批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在那里被枪毙。

　　关于反革命分子的划分标准，况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伪军连长以上、伪政权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不一定有现行，不一定有（具体的）反革命活动，但是你是反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

　　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关于镇反的消息不绝于耳。

　　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三・一三”大批捕的当天，重庆的《大公报》以《四千余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为标题，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新华日报》则于第二天发表社论《严厉惩办反革命分子》。

　　宣传的作用无疑是显著的。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刊载了两篇检举亲人的文章，一篇为四川大学学生李国新所写的《我活捉了我的父亲》，一篇为大公报记者杨本泉采写的《罗思棣检举了做特务的丈夫》。文中写道，他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揭发亲人罪行之后，都觉得“很轻松”。

　　不过，过度的宣传声势也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刘少奇在高干会上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此后，西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就《新华日报》等很不策略地“连篇累牍”刊载清匪反霸消息做了检讨。

　　中央也注意到了有的地方镇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1951年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他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中失控的情况。

　　在况浩文看来，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大的运动，难免不出现一点差错，或者打击面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政权，你不镇压他，他就打倒你了，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镇反运动之后，各地频发的国民党策动的武装暴动几近绝迹，特务的杀人放火也大幅减少。

　　《一双绣花鞋》的命运

　　1955年，况浩文因身体不好，转业至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工作。虽然离开了公安工作的第一线，但那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倡群众写作。况浩文每晚十点后，拿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写作，至凌晨一两点。几个月后，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完稿。他将稿子寄给了《成都晚报》。

　　《成都晚报》想连载这篇小说，但小说里面有国民党女特务对中共党员产生爱慕之情的情节，他们拿不准，就往上送审。

　　“我在公安部时学的是苏联的教材，就是克格勃那一套，其中有一条‘美人计’。但在中国不许干这个。我在小说里多少写了一点，一个国民党女特务对共产党员发生了爱慕之情。”况浩文解释说。

　　文稿被送到了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和重庆市文联秘书长那里。重庆市文联立刻将此稿列入出版计划，组织了资深编辑和作家参与改稿。

　　有人向况浩文建议，《在茫茫的夜色后面》这个名字“又长又酸”，不如改成《一双绣花鞋》。

　　但是，还未等小说修改完成，文革爆发了。况浩文被揪了出来。

　　当时，《一双绣花鞋》虽然还未出版，但因为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经口口相传，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性论”的铁证。

　　隔离审查40天后，他被放了出来。“我从来就没服过，组织上让我们学苏联克格勃，又不是我们自己要学!那些教材是哪个发的嘛?”

　　后来有两件事情，让况浩文意识到自己也许将从“预备敌人”升格为“候补人民”了。一是林彪事件之后，他被允许听了组织上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另一件事，是他被通知观看内部电影《啊，海军!》，这可是19级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的。

　　“电影里面有个人叫山本五十六，在重庆管他叫‘山本七十二’，因为19级以上、也就是每个月工资72块的人才可以看。”

　　在况浩文为自己的身份纠结之时，《一双绣花鞋》正以手抄本的形式，从南到北，一路疯传。带动小说传播的，一是红卫兵大串联，二是知青下乡。小说以批判“大毒草”的名义，被纷纷传抄。“基本上，有知青的地方，都有这部小说。”况浩文说。

　　对《一双绣花鞋》的批判仍时时发生。

　　“有人拿来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就说那是我写的，它有错误，你把它烧了算了。那个心情，就像跟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但他生来就有缺陷，你把它活埋了算了。”虽然时隔多年，况浩文重提此事依然沉痛不已。

　　文革结束时，从来不喝酒的他喝到了吐血。

　　“一般人体会不到什么叫翻身。打倒四人帮那天晚上，我这个从来不喝酒的，倒了一盅酒一口就喝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吐了好多血，吐完了就好了。”

　　寻找绣花鞋的主人

　　多年过去，况浩文仍然不能忘记那双绣花鞋和那个点传师。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去找过点传师的家。他记得，那是罗家巷200号。“三・一三”那晚，暗夜里隐隐约约可见的那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

　　“自从那个晚上去过那儿之后，我再也没去过。50年后再去，总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路上，况浩文碰到一位邻居老大姐，她正好认识当年的点传师。

　　“老大姐说，她叫周元生，后来判了13年。之后表现得好，提前两年释放，但早就不住这儿了。”

　　况浩文也想过去寻访她，但终究没有成行。

　　“不过，知道她提前两年释放，我还是心里觉得欣慰。人嘛，过去有罪过，有错误，改了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