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车牌的平均中标价为3万～5万元，上海市民也因此将车牌戏称为“最贵的铁皮”。当然，偶尔也有幸运者拍到万元牌照，不过那样的“中奖率”不高。
2010年岁末，“首堵”北京治堵政策出台。在购买限制政策放开5年后，外地人再次成为京城限制购车对象。于是，治堵政策被与户口这个敏感话题挂起钩来，“歧视”再度成为热词。
与此同时，早在1994年就开始“拍卖车牌”的上海，两起因拍卖车牌引发的官司进行得如火如荼。限购政策实施16年后的上海，治堵真的成功了吗？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政府在作出一种决策或制定政策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合法性和合理性。
“最贵铁皮”遭市民追问
――上海车牌拍卖的三起官司
上海是国内唯一实行私车牌照限额拍卖的城市。从1994年起，上海车牌拍卖每月举行一场，投放数千个额度。近几年，车牌拍卖的时间逐步统一为上午10时至11时30分，初衷在于通过限制拥有私车而缓解交通拥堵。
此前，这一特殊模式历经坊间数次“取消传闻”，在质疑声中已延续了16年。近年来，上海车牌的平均中标价为3万～5万元，上海市民也因此将车牌戏称为“最贵的铁皮”。当然，偶尔也有幸运者拍到万元牌照，不过那样的“中奖率”不高。
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关于上海车牌的故事，有一个记忆片段很深刻。
2009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沪发布了其对上海为举办一届环境友好的2010年世博会所作努力的评估报告。报告主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其中有一点便是肯定上海在压力下坚持私车牌照拍卖制度以控制机动车增长。当时还用北京来作比较，认为它在减少私车增长方面有积极作用，数据上是减少了百分之二三十。
联合国副秘书长、UNEP执行主任阿希姆・斯泰纳在发布会上念出这个数据的时候，台下就在窃窃私语，因为光凭这个数据，实在是看不出这种作用。台下的记者们都知道，上海本地的车牌增长数量和速度比北京低，但北京的是实数，上海的是虚数。因为很多上海居民是在上外地的牌照，虽然上海车牌对应的车辆并没有猛增，但是在路上跑的车辆确确实实在增加。
一个很简单的比较，我们一个小部门六七辆私家车，基本上都是外地牌照，有南京的、杭州的、南通的，甚至还有北京的。相比一块车牌三四万元，在外地上牌照最低几百元，高也不过数千元。当然，如果你在上海买车有按揭，就必须上上海车牌。这种肥水流外人田的状况，上海不是没有注意到，所以，也都给周边的省份打过招呼。
早在两年前，南京就不让上海户籍居民上车牌了。但是在南通还可以，于是一位同事便在南通上了牌照，花费6000元左右，而且有第三方全程代办服务、跟车前往，对他们而言，是相当划算的。
而在四五年前，有一个老同事在苏州办理车牌，程序稍微复杂一点儿，就是找人在苏州的某一个村镇办理一张居住证，然后凭借居住证办理了苏州车牌。这样，花费也不过是千元左右。
但是最近，听说凡是上海户籍居民在江苏、浙江、安徽这几个邻近省份办理车牌都会被拒。不过，这还是难不倒一些人，因为上海的户籍并不容易为外来人员获得，上海常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将近600万，他们买车并在外地上牌照就没有障碍。
我的一位同事是杭州人，有条件将户口迁入上海，但他迟迟没有办理，理由是省下一笔办理车牌的费用。最终，他果然如愿，用杭州的身份证办理了杭州的车牌，省了一笔钱。
目前上海的政策，对于外地牌照，最重要的一个限制就在于高峰期不能上中环以内的高架（立交桥），而高架则是上海市区非常重要的交通干道。不过，对于开车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因为在高峰时期高架上同样也会堵，桥上面的速度和桥下面的速度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非高峰时期，高架的优势才会稍微明显一点儿，因为高架上没有红绿灯管制；而高架下则有此限制，因而速度不快――但这时候，本地车牌和外地车牌没有区别。
另外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区别，就是外地车牌的车辆在进入上海时，得缴纳30元的费用。不过，对于并不需要经常出入上海的车辆而言，算不上重要，尤其是对于有车一族而言，这个费用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仔细考量之后，所购车辆也不过是十万元左右，那么大多数有条件在外地办理牌照的新老上海人，都会选择办理外地牌照，进而可以省下两三万元甚至三四万元。
系统攻击案
近年，因拍卖均价为3万～5万元，上海车牌被称为“中国最贵的铁皮”。所以，想打这块铁皮主意的人也不少。2009年7月就发生过一起案件，有人通过电脑病毒攻击拍卖的报价系统，尽管关于此事也有不少人存疑，不过，故事还是真实存在。
2009年7月18日，正是举行上海7月份车牌拍卖的日子。上午11时许，上海车牌拍卖过程中，拍卖系统突然跳出拍卖方通知，称“因网络原因，本月私车额度投标拍卖会取消。何时进行另行公告”，拍卖意外中止。上海拍卖车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此现象，当时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拍卖价格很低（不超过万元），所以有关方面才宣布无效。
当时，上海车牌拍卖主办方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此次技术故障是因投标系统的网络在10时50分许出现无法进入、无法投标而被迫取消，竞买人的全部出价不产生效力，参与此次拍卖者的100元投标费用将得到退还。不过，事发后，公安部门经过勘查并会同有关单位专家组分析“确认车牌拍卖期间有明确针对拍卖系统的拒绝服务攻击行为”。
随后，该月车牌拍牌延后至7月26日进行，并称“已办理投标拍卖登记手续的全部竞买人的竞买资格继续有效”。对此，有不少参与此前拍卖的人大为不满，并且找来律师咨询，甚至威胁起诉相关部门。他们的主要理由是，7月18日当天参与车牌拍卖的竞买人仅8000余人，这是上海月度车牌竞买人人数较少的一次，意味着拍卖价格可能相对较低。所以，此次上海车牌拍卖中途取消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应给竞买人一定程度的公平补偿机会。所以，当时参与拍卖的不少人期望，在26日车牌重新拍卖时，拍卖主办方应考虑仅为原来的8000余竞买人进行“还原式”车牌拍卖，而不能任意增加竞买人而影响最终车牌拍卖价格以确保公平。
不过，最后诉讼也不了了之，在短时间内，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再次参与拍卖。攻击系统的案件最终也被侦破。法院判决书如此写道，“7月18日，周雄峰和王永峰控制5000多台计算机发起攻击，超大流量造成私车额度拍卖系统阻塞而瘫痪，拍卖活动被迫取消”。
据了解，周雄峰和王永峰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周是浙江湖州人，暂住上海嘉定区；王是山东淄博人，住湖北仙桃。周雄峰将事先从网上下载的病毒软件通过MSN发给王永峰后，王将病毒软件制作成BT下载种子，暗藏于一些色情视频的下载种子中，在互联网上进行散播。用户只要下载这些视频，病毒就会发作，导致电脑被“劫持”，接受周雄峰的指令。
2009年7月初，周雄峰为能以较低价格获得上海市私车牌照，决定在拍牌当天向负责拍牌的服务器发起大流量的拒绝服务攻击。为此，他向王永峰购买“肉鸡”（即受别人控制的远程电脑），王即上传木马病毒软件“darkshell”生成的木马服务端在互联网上进行散播，致使5400多台计算机被周雄峰非法获得控制权。
7月18日上午10时55分，周雄峰使用其设在江西南昌的服务器，通过“dark－shell”控制端，命令5400多台被其非法控制的计算机对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的私车额度网上竞拍服务器进行了大流量拒绝服务攻击，致使该服务器无法正常运行，从而导致上海市7月份的私车额度竞拍活动取消。最终，周雄峰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律师状告市政府
最近，有两个律师提起的诉讼挺有趣。关于车牌拍卖的事情，这两位律师已经关注了两年多。他们有车也有牌，而且都是上海牌照，他们争的不是自己那一点儿权利――
2010年12月29日下午2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C302法庭开庭审理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诉上海市政府一案。这一次，斯伟江追问的是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的法律依据。此前，斯伟江的同事俞智渊追问拍卖款收支信息的诉讼也已开庭。不过，这种案子的前景并不会有多么诱人，但是媒体很关注。
在庭审之前，斯伟江已申请信息公开，要求上海方面的依法公开拍牌的法律依据。上海方面的回复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而正是这两部法律，成为庭审的辩论主题。
在法庭上，斯伟江认为《告知书》中提示的两个法律文件里，并没有上海车牌拍卖法律依据的信息；相反，这两个文件恰恰提供了上海市车牌拍卖违法的依据。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提到机动车登记有额度限制和须进行竞价拍卖。
斯伟江说，这部法律规定的车牌登记制度和上海市目前正在进行的车牌拍卖制度完全是两回事。根据《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标的本身应该是拍卖人所有的财产，而车牌这块“铁皮”并不是属于上海市政府的财产，而是一种行政许可；如果真要把它当作上海市政府的国有资产，也应该由专业评估部门对其进行估价后，方能进行拍卖。
对此，出庭应诉的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代表作了简短回应，称他们对原告的申请做出的答复在程序上是正确的，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得当的，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庭审后，双方握了一下手，法制办的人匆匆离开，而斯伟江还在被记者们围着。
早在这一天之前，斯伟江已经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上“大肆传播”了一番。不过，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上海媒体人士在微博上转发的这个起诉信息，此后大部分都消失了。
而此前的11月23日，同样在上海二中院C302法庭，他们也算是已经有过一次交锋，焦点所及是关于上海私牌拍卖款的收支信息。虽然原告是俞智渊，但是他们都是大邦律所的律师，斯伟江是主任，俞智渊是一个更年轻的律师，不过倒也是志趣相投，都有一份公益的心。所以，在前一个案子中，俞智渊是原告，斯伟江是代理人；后一个案子，斯伟江是原告，俞智渊是代理人。
拍车牌的钱哪儿去了
俞智渊律师的案子是这样的：2009年5月22日，俞智渊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上海市2004年5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车牌（私车额度）拍卖所得拍卖费用的收支数据、使用情况”。同时，还向上海市财政局、发改委及交通局提交了同样的申请。
当然，这一行动其实也是蛮有效的，因为在2009年7月4日，在信息公开申请回复截止日的前一天，一份“本市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收支情况（1994～2008年）”的信息出现在市政府网站上――这当然算是律师的功劳。
从数据上看，15年间，上海私牌拍卖收入155.5亿元，支出138.6亿元。这是上海首次公开相关信息。该表仅九列五行，俞智渊曾表示，“从时间和内容上都比较粗糙”。如在“1994～2000年”，收入6.9亿元，支出2.2亿元，仅注明“用于道路交通装备设施”。这种粗线条的勾勒与律师们的意图当然不符，这些注明确实也无从监督。
于是，在2010年5月5日，俞智渊又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公开：2004年5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间，上海市车牌（私车额度）拍卖所得拍卖款的每月收入数据，上海市政府作出的对拍卖款每一笔支出的批准文件，对拍卖款收支情况的所有审计报告。
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那么“幸运”。2010年6月17日，俞智渊收到了《告知书》。对于第一项信息，答复为“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建议向上海市财政局、发改委、交通局等咨询；对于第二项信息，认为是“国家秘密”，“属于不予公开的范围”；对于第三项信息，建议“向市审计局咨询”。
俞智渊随即提起了行政复议，2010年9月16日收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告知书》，于是他向上海二中院提起诉讼。在2010年11月23日的法庭上，两位政府应诉代表同样重复了《告知书》中的说法，只是在涉及第二项信息时，向法庭出示了盖着“机密”章的相关文件。
对此，俞智渊直言，对于这个解释或者回应确实没有办法对抗，因为涉及“机密”的内容，律师目前循法找不到突破点。所以，在12月29日的审理休庭后，斯伟江和俞智渊表示，对打赢诉讼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是期望法院能够依法裁判。
在这两位律师看来，庭审中，政府代表一直答非所问。不过，俞智渊也特别强调，上海市政府面对普通公民的行政诉讼还是相当认真与严肃对待的，这一点还是要赞赏。而且他们在提起诉讼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此前，斯伟江在博客里写道：诉讼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如果政府觉得车牌拍卖措施有助于缓解大城市车辆拥堵，则可通过建议全国人大立法解决法律依据问题，并规范拍卖资金的用途。
俞智渊也表示，他们也承认上海拍卖车牌其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他们的诉讼并不是对拍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也不是说要否定车牌拍卖；只是表达一种希望――政府作出一种决策或者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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