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页 作者:章重 原题为《信阳事件揭密》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报毛泽东。毛泽东读后沉思了2天。26日,把调查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河南信阳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要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二、三把手来“谈一下处理办法”?单从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的情况,信阳地区发生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碴呀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千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读完这段文字,人们真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已解放1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信阳地区。人们把在信阳发生的这一切,称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休目惊心的材料,震动了毛泽东,震动了党中央!毛泽东断言:这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说明农村问题之严重性,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随后中央派出了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根据中央指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也匆匆赶到河南,参加河南省委扩大会议和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配合李先念帮助河南省搞好整风,转变工作局面。
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
河南省的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各公社办社依据的,被毛泽东称为《公社宪法》的《碴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使原来几百户农业生产社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成为数万户的人民公社所有了。社员转入公社后,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没让留。提出“一草一木归公社,一碗一筷归社员”。
人民公社推行了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社员)、伙食供给制(吃饭、蔬菜、油不要钱)、基本生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还包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这种分配制度是建立在脆弱的经济基础上的,即使是低水平,也维持不了两、三个月。到1958年底,除食堂尚勉强维持,但也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实亡。过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
更可怕是,河南与全国一样,刮起一股高估产的浮夸风。1958年全年粮食仅281亿斤,却吹成了702亿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灾,全年粮食271.6亿斤,却估成450亿斤,高估107%。按此实行征购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批斗,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捆绑吊打、关押拘留、毁房拆梁、刑讯逼供。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全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炎黄春秋》2004.2期47页)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参加过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目睹此情此景,与爱人孟松涛抱头痛哭。这是为受难人民痛哭。
为了求生,人们成群结队外出讨饭逃荒,可地委书记路宪文,看到饿死人无动于衷,对路旁弃婴置若周闻,还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民兵持枪封锁村庄。城镇工厂、企业、机关不准收留农村来人,各县街头不能有一个流浪汉,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权也被剥夺,只有死路一条。
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无一粒粮,浮肿病大面积蔓延,成百成千的农民饿死、病死,这就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
二
毛泽东、党中央对“信阳事件”定了性,表了态。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村村断炊,处处有新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个村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数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诉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活活将人打死的罪恶。
路宪文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打党员,打贫下中农,“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斤公粮”就要表扬。反瞒产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不开伙,活活将人饿死,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被人撞死在墙上。槐树店的公社党委书记纠集一群人,打农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惨叫声为乐趣。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生产队长独占上面下发的80斤救命粮,还狂言要70人饿死50人才开伙。全县百多个村庄的贫农大都都活活饿死。
面对如此局面,此情此景,性格刚烈而又爱民如子的李先念哭了。他说:“西路军失败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到光山看到这个情况,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旁的陶铸,王任重也黯然神伤,神色凝重。
在实地调查后,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和中央、中南局工作组还阅读了不少典型材料、会议简报,听了汇报。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处理信阳事件的指示,帮助河南省委揭开盖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绩,纠正错误。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12月初,王任重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唤起阶级感情,提高阶级觉悟,领导阶级兄弟向反革命分子伸冤报仇。对敌斗争要强调狠,狠是立场问题,首先要强调狠,在狠的前提下要强调准和稳。
1961年1月18日,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糊涂人,把坏事做尽。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这个省就是河南省。又说:“对地主复辟,我们也缺乏调查研究。”
20日,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地主复辟。他说: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榻、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同时,王任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妨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一些错误观点。什么所谓“左”比右好,指标越高越好,王任重说:我们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左”和右,其危害是一样的。不能说哪个危害更大些,哪个危害小点。“难道河南这几年犯了‘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还不能认识这个问题吗?”所以,“不能说‘左’比右好。”
王任重说:“什么指标越高越好,什么征购越多越好,……这是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指标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按照现实可能订指标,才是正确的。”
王任重要求在纠正错误时,“要充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泼冷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要永远记住保护好多数干部、多数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他们的冷水”。“不要在基层干部中去反右倾、反‘左’倾,应当有什么错误,纠正什么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1961年11月3日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河南省委在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的指导下,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特别是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其主要作法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根据毛泽东关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定性,因此,信阳地区的整风整社,首先采取夺取领导权、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提出要象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露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过来。县、市、公社、大队召开整风会议,由上面派去的干部在县成立县领导小组,层层揭盖子,揭发出罪大恶极分子,进行特别集训;罪恶较轻的进行集训;有严重错误的进行整风。工作组干部进行扎根串连,组织队伍,向阶级敌人、蜕化变质分子开展斗争,大张旗鼓地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坏人,让群众伸冤出气、倒苦水。土改不彻底的队,重新划分阶级,查漏网的地主、富农分子。
二、发动广大群众揭露“五风”表现,查“五风”危害,以革命精神反“五风”。
三、清理退赔,经济兑现。对自1958年以来,无偿调拨群众的财产(如房屋、家具、农具、木料、家畜、家禽等等),无理扣压汇款的进行赔偿。有原物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折款赔偿。农民非常满意,不少农民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他们!”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我国5亿农民不满意,政权就不能巩固。”毛泽东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也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毛泽东由此认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有必要开展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信阳事件使毛泽东得出了“左”的结论,使“左”风越刮越猛,以至爆发了全国上下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文革”。这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
信阳事件是一个悲剧,十年“文革”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这里有不少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