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那是一个梦想的地方，一个温暖值得停留的地方，一个经历喧嚣和痛苦后的唯一归属，过年回家也是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对自己固有文化的坚守，但这么多年，为什么归家的旅程总是那么遥远和艰辛……
返乡
小井和衣而卧，躺在北京西站中转签字/退票大厅的一个窗口下，身下是从自家带来的小毛毯。
她穿着一件紫色发亮的羽绒服，拉链一直拉到头儿抵住下巴；头上红白相间的毛线帽子拉得很低，在羽绒服和帽子之间露出微薄的嘴唇。她双手打着八字麻花，紧紧地放在胸前，生怕热气跑出来。
“整整提前一天就来了，所以能排上第一个。”小井说。
小井想买1月30日去黑龙江讷河的票。26日早上9点开始放票，她整整提前了一天，25日上午9点来到了北京西站，为了确保在熬夜大军中排第一。
小井老家在黑龙江省讷河下面的一个小村庄。她今年28岁，来北京七八年了，目前在一家做收藏品销售的私营企业做电话销售，底薪加提成每月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丈夫王川是同乡，在百度推广做销售，每个月1000元保底。2005年女儿出生后他们曾短暂地回过老家，终因那儿挣钱少而重新南下。
她两年没回过家了，今年攒下些钱，打算带一两千块钱的东西回去看看老人。“平时没时间，也舍不得，春节真想回家。”
2011年春运在1月19日拉开帷幕。之后40天里，整个中国，大约有1.5亿像小井这样的农民工奔波在回家的路上，比一个世纪以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总人口的3倍还多。
这段时间的火车站，是一个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北京西站对面的街上，卖火烧、炒饼、水饺的排成一排。老板说，春运的营业额是平常的3倍。天桥拐角处藏着一位卖凳子的中年妇女，她每年春运都过来卖凳子，高峰期一天能卖出200张。
北京西站的南广场里，坐着、躺着无数等待回家的人。一名流浪汉抱怨他们的窝被占了，“不过春运期间的收入却是平常的两倍，饮料瓶、塑料罐多了很多。”
一对来自甘肃天水清水县的姐弟，已经是第三天出现在买票排队的长龙里了。弟弟姚峰在北京做油漆工，姐姐姚兰在公司食堂负责煮饭，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每月4500元左右。姚峰去年10月刚当上父亲，但他却从未见过自己的孩子，只是手机里有一张妻子发过来的照片。襁褓之中等待他回去取名的儿子是他连排三宿买票的动力。从北京到姚峰的家乡要30余小时，除了火车，还要辗转几次汽车。孩子出生后他曾寄回去5000块钱，这一次，他打算把打工攒下的几万块钱都带回家里。
有很多黄牛向姚峰兜售票务，有的甚至表示，只要去西站南广场上的旅馆里花200元住上一宿，另外再加100元好处费，即可买到去任何地方的车票。姚峰没理会那些人，他担心受骗，但主要是，“加价300元实在太贵，无法承受。”
来自江西修水县的李丰整整排了一天，在他几乎准备放弃时，拿到了一张临时客车的退票――从南昌转车，路上要20多个小时。他在门头沟一家彩钢厂做电焊工，一个月收入3000元左右。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打工，出来一年多没有回过家。这次回家前他去王府井买了两袋烤鸭、3袋果脯，花300多块钱；他还特意坐地铁去了天安门，花10块钱照了张相，带回去给女儿看，和她说说北京的故事。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丰这么幸运地拿到票。小井表示，万一排不上，她考虑买高价票，但最高只能承受100块的加价。“实在不行，就大年初一再回去。”
有些人干脆选择坐长途大巴，或者与老乡一起拼车回去，事故时有发生，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1月21日，一辆从广东开往贵州安顺的大巴在贵阳环城高速上因连环追尾侧翻，7死25伤，车内大部分是在广东打工的安顺人。每年，这样的回家惨剧都不鲜见。
铁路的成本
在小井们连夜排队买票的时候，北京西站的党委副书记宋建国也连轴转了一段日子。
在熙熙攘攘的进站厅里，他手持喇叭，身子转着圆圈，嘴里沙哑地吆喝着：“快些散开，不要聚集，拿好行李……”
10分钟后，回到办公室，他不停地喝水，吃润喉糖，声音依旧沙哑。
从去年11月起，北京西站开始为春运做准备，宋建国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而这段时间，他已经不回家了。“春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战役。”
今年春运期间，整个中国的客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6%。其中，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亿人，同比增长12.5%。
火车是农民工返乡时选择的主要交通工具。多年来顽疾一般的“一票难求”现象让铁路部门在春运时身处风口浪尖。
北京西站在春运开始前已经把隔离带、LED显示屏维修或更换一新。隔离带是向公安部门借的，春运之后还给人家。西客站为春运做了两三次演练，把演练过程制作成了光盘，员工人手一份，万一发生大面积晚点，员工都应知道该出现在哪个位置，如何处理。
西客站站内增开了售票厅、购票窗口和临时候车区。新增售票人员从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中抽调上来，进行一个月集中培训后上岗。宋建国指着售票窗口里坐着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售票员说：“他是工程师，现在没办法，也得卖票。”
即便这样，售票的人手还是不够，只能把原来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
目前全国共有客运列车不到4000辆，平时开行3000多辆，剩下几百余辆作为检修、发生故障或者应急事故时的预留车。春运期间这些备用车基本都用于增开。
在宋建国看来，运能和需求之间始终是一个矛盾，春运是短期集中使用资源，如果运力不紧张了，平时必然形成浪费。
铁路部门目前采取“加跑”和“套跑”的方式让列车“加班加点”。比如，以前长春到北京的车，走一夜天亮到北京，入库检修，晚上进站台，返回长春。现在早上到北京后，停一个多小时马上开回长春。“套跑”则是，北京到哈尔滨一个往返时间不够，那就“套跑”一个沈阳，从沈阳回北京。
为了应对农民工这种“钟摆式”的移民，节前全国的列车都来支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节后支援四川、湖南、安徽、东北等地区。
不过，好像出现了一些改观的希望，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1月15日说，“十二五”末期，随着铁路的建设发展，一票难求的情况将从根本上改观，或者说将成为历史。
但对农民工来说，“高铁时代”也意味着更高的回家成本。随着中国铁路大面积提速，“绿皮车”在2010年逐步绝迹，农民工已经“被高价”了一次。
1月12日，上海至成都的动车首发，票价1035元的软卧随到随买，501元的坐席稍有紧张。与此同时，等待返乡的四川民工依然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连夜排队，希望买到回成都的普通列车车票，硬座票价257元。
空寂的城市
临近年关。在北京工作的陈越家里的卫浴翻新成了半吊子工程――浴室柜没有安上。无论怎么与厂家协商，对方都无法答应她年前安装的请求。“实在没办法，工人都回家过年了，工厂已经放假了。”
陈越的烦恼不止这些。自从保姆回老家之后，家务的压力立刻袭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洗衣服。以前保姆在时每天都拖一次地，现在几天都没时间扫一次。
她家楼下的早市，不像往日那样熙攘。卖早点的铺子大多关了门，只剩下一两个摊位。烧饼铺的姑娘说1月30日就关门回家了。
陈越在淘宝网上给儿子拍了一套内衣。隔日，店家给她打电话，说快递公司不收发往北京的件了，货被退了回来。陈越只能选择年后收货。
当农民工们从全国农村涌来时，城市不断抱怨，这些人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目前北京的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其中流动人口突破1000万，而这个城市的最大人口承载力只有1750万。
当农民工“钟摆式”迁走时，原先拥挤的城市一下子空寂下来，但有序运转的节奏也断裂了。
一些小区的楼道的垃圾箱变成了垃圾堆――据说是因为保洁走了一大半，几十个楼的工作都分摊给几个保洁员来做。由于外送人员大部分回乡，很多餐饮店停止了外卖服务。北京市婴之福家政服务公司的经理顾太芬介绍说，公司大概有近2/3的员工回家过年。过年期间家政服务费飙涨，钟点工的价格甚至能涨到每天100元，最高能达到每天200-300元。
与家政服务行业相似，城市保安也是每年过年期间最空缺的职位。记者走访了几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大概有1/3的保安选择回乡过年。物业公司只能通过收缩巡视点来弥补缺口，比如，以前一个保安负责一栋大楼，现在负责3-4栋楼。
年后的用人荒也是企业未雨绸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很担心过完年有些员工不回来了。”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熊星明说。为了预防人员流失可能引发的动荡，宅急送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部门沟通，打通招聘渠道；鼓励回乡员工带老乡回来，带一个给100元奖励，带3个以上奖金更高，还报销来回路费。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能不能起效，就看整个城市用人压力有多大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约有2.3亿，外出从业的农民工人数达到近1.5亿。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
这些流动的人群为驻留的城市做出巨大的贡献。官方统计的数据是，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对GDP的贡献率达21%。而根据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及农民工每年对GDP的贡献不小于60%。
但这些人所得到的回报却是微薄的。一位政协委员曾经计算，进城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万元左右，但他一年最多拿走8000元，剩余1.7万都留给了城市。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
姚峰说他三年间在北京油漆了几百套房，但昂贵的房价让他从未想过在这个城市拥有一间自己的住房，他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赚够钱回家盖栋像样的房子。来自河南滑县北滹沱村，在北京做建筑的老张外出务工10余年，老婆孩子一直留在老家。他很想把家人接过来，但家人来后单独租间平房至少要花好几百元，为了省钱，现在像他这样的建筑工都是10多人挤在一个房间。
融城的成本不仅是一本经济账，还有无形的精神压力要考虑。在公司做保洁员的阿燕来自四川，刚入行不久。她每次都趁员工少的时候收拾办公室。在一群城市白领面前，阿燕总觉得不自在，似乎横亘着天然的鸿沟。来自湖北的何爱萍，在深圳擦了五六年鞋，从未想过自己是深圳人，在她眼里，一早起来就搬擦鞋箱子的她们与光鲜体面的深圳人差别太大了。不过，她仍有梦想，那就是“留在深圳擦一辈子的鞋”。
守望的乡村
终于，姚峰买到了1月31日回甘肃的车票，能在除夕之前赶回老家。
他老家有10余亩地，由父母和妻子打理，种小麦和玉米。收成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卖2万-3万，一般的光景下只有1万。他来北京三年没回去过，前一阵他给家里寄去1000元，自己装上电话，每周打一次电话报平安。
在电话线一端，接电话多数是姚峰的妻子，在他呆在北京的三年间，妻子来过几次，但每次他都催着她赶紧回去。
这样靠一根电缆维系亲情的家庭不是少数，据民政部统计，目前中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4700万留守妇女，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
这一庞大的留守群体生存状态很是堪忧。河南滑县城关镇北滹沱村妇联主任耿小红说，几乎每个留守妇女都要承担照顾家中老人、小孩的任务，还要独挑家务农活。逢年过节，只要看到电视或广播中发生撞车翻船事故，这些妇女就异常紧张，总担心自己丈夫会出事。
长期夫妻分居也让很多婚姻“亮红灯”。在一些基层法院，农民工离婚案件数量占受理案件总数的60%，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另一项调查更让人心酸，8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都有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的经历。
妇孺老人留守的乡村是人烟稀少。公司保洁员阿燕说她四川老家农村剩不下几个人了。她家的房子依山而建，十几间房间里住着3户人家。其中一户已经没人住，另一户只留守了一个老人在家。
所以无论多么艰苦，阿燕都要来北京与丈夫团聚，她是今年年初过来的，并做好了两年不回家的准备，“来回一趟每个人车费就近1000块，太贵了。”不过，她两个儿子只能留在老家了，大的7岁，小的两岁半。阿燕临走前织了7双鞋，3双给老大，4双给老二。
阿燕把自己在农村的地都送给别人种了，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乡村因为人力外流而田园荒芜，按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说法，每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而撂荒的耕地，大约在5%左右，合9000万亩。如果按照每亩地产400公斤粮食来算，由此而损失的粮食产量在360万吨左右。
几个意大利的记者关注到这种废弃的景象，打算选一个典型的村庄，拍一组专题照片――被抛弃的农村。
在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这种被抛弃的农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乡村。
不管多么痛苦，中国城市化的车轮依然在运转。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时，农业就业人口曾占整个就业人口的7成，如今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中国城市化的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65%。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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