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光论中国自由派:不懂中国历史 陷入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 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为了贩卖“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辛亥百年、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中国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宪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对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对辛亥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战争，又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巨额的战败赔偿压得国家民族喘不过气来，关税主权与法律主权丧失，民族产业在外资产品倾销的围剿下步履维艰，租界与外国军队遍布全国战略要地 ，国家民族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至于有人说什么当时中国GDP世界第几，更是毫无意义，对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适用，更别奢谈什么与当时先进工业国对比了。

　　今天的中国，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把中国这样两个时代硬是划上等号，并据此展开什么“学术研讨”，只能说明中国自由派为了立场先行，已经彻底抛弃了起码的学术逻辑与严肃。

　　在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论搞皇权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改良，都不过是在调整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战与巴黎和会，是对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的致命打击：他们寄予奢望的美英法无情地在巴黎出卖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

　　“民国范儿”、“黄金十年”与苏联五年计划

　　同样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中国自由派一向热衷于以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民国研究”，一时间“赳赳民国”、“民国范儿”、“黄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国自由派，推崇“民国范儿”，主要是特别怀念民国时代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越地位”。

　　这个所谓的“优越地位”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国普遍极端贫困落后而极个别大城市畸形繁荣。

　　中国自由派以强烈的自恋心理，怀念这样畸形的所谓“优越地位”，直观地表明他们站在了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的对立面——最起码也是看客。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屑于这样的“优越地位”，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民国范儿”。

　　怀念“民国范儿”的中国自由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推广简化字与全民扫盲，为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这项工程的巨大社会进步意义，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谓“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终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称这十年为“黄金十年”，显然使得黄金大为贬值，因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根本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压迫，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凶狠的蚕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顾一切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哪怕不完整)，是应对未来巨大威胁的唯一选择。

　　但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与买办路线(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盟，丧失了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强行军建设国家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时，这十年在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义。在全民抗战中，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要说生产飞机、军舰和坦克，甚至连重炮和重炮炮弹都难以生产，只能依靠外援，轻武器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这导致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动员，国家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

　　对比一下当时的苏联，沙俄在一战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由于一战和内战的巨大损失，苏联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钢铁电力远远落后于西方，汽车、飞机、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等最新的大工业一片空白。

　　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只有战败国德国的40%，更只有美国的10%左右，斯大林和苏共认为“要么在短时间内赶上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帝国主义国家打翻在地”，他们还专门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成反面教员：“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什么时候侵略就什么时候侵略中国”。

　　和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同时期， 1928~1937年，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建立了比较完整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体系。

　　诚然，沙俄的底子远强于晚清和北洋时代，但战争中苏联的敌人德国也远强于日本，而且侵略苏联时，德国还拥有法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力量，而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因为与更强大的美英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导致其侵华主力陆军的装备仅比欧洲大国一战时的水平略强。

　　结果就是，苏联凭借强大的工业力量与动员能力，即使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还是打垮了德国陆军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个东欧，并攻克了柏林。

　　这些基本的事实数据，在网络时代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边缘化的中国自由派说什么“民国范儿”、“黄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之外，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特别是军迷网友尽情嘲讽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从长期艰苦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人们才能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大跃进时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观理性的全面认识。

　　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学”：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无关，蒋介石忍辱负重，是为全面抗战做准备。

　　这样的曲解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九一八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幻想在国联的调停下，“以公理战胜强权”，日军可能撤退，这是典型的“跪着办外交”。

　　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还在持续，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社会危机尤为严重，日本军部中下层好战分子妄图用军事冒险来转嫁摆脱危机，但侵略东北不仅可能同整个中国对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美国、英国利益的，如果同中国军队的战争陷入胶着，日本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仅日本政府财阀主流不支持，连日本军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关东军冒险的势力。

　　但是，冒险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为全面抵抗备战赢得了时间，是完全的无知：东北极为丰富的煤、铁、粮食、木材等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失去东北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赢得”的几年备战时间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东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软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自由派一直在贩卖着这样的“影射史学”：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经济上学习西方，政治上不学习西方，所以失败了。

　　日本经济上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始终是更接近德国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而不是美英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至于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议会内阁制仅仅是张皮，因为军队完全直属于天皇，议会内阁不仅没有军权，而且还由于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要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可以通过撤出陆、海军大臣随意让内阁倒台，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政治。

　　日本统治者是冷酷的帝国主义者，而不是中国自由派这样对世界本质无知的“ 天真汉”，他们清楚，不学习美英西方大肆扩张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为，仅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资源市场又技术落后的日本，不仅完全发展不起来，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会的动乱和崩溃。

　　侵略他国，掠夺资源和市场的一系列“赌国运之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是日本得以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二战失败后，迅速恢复发展也是因为这个工业化基础，特别是这个基础造就的大量科学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管理者，比较1945年后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绝不能不考虑，日本战前就可以生产航母、飞机和世界最大的战列舰。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你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吧……什么，联合国统计2005年俄罗斯各项发展指数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为旧势力的阻挠，改革不彻底，普京开历史倒车……反正我们自由派的主张永远是正确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别人造成的。

　　苏联解体，是个对俄罗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启示意义的课题。

　　第一，不能否认，进入1980年代，苏联确实在政治、经济、国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无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国干涉战争及内战的危机相比，也根本无法同1941年底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机相比，这两场重大危机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战胜了危机并都使苏联更加强大。

　　第三，假设苏联没有解体(虽然历史的假设不成立，本文仅进行纯学术逻辑探讨)：达到“不解体”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伟略的大师，更不需要苏联公众付出1917年和1941年时的巨大代价，仅仅需要领导层和公众谨慎行事并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而不是采取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自杀方式，那么，刚刚因为越战失败和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是否有力量通过里根经济学巨额负债的方式走出危机，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这需要美国拥有对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绝对干预力量，对国际关系常识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和日本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发起了猛烈冲击，而且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借重苏联来平衡美国控制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

　　理论上，只要苏联顶住了这场危机，那么美欧日三边竞争只能更加剧烈，美国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机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并给苏联带来转机。

　　今年同样是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中国自由派把美国对伊拉克的胜利，归结为什么“自由”战胜“专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由派对军事的完全无知：美国利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瘫痪状态，调动了本土和驻欧洲准备用于同苏联红军打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是毫无机会的，这同体制问题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美国、伊拉克互换体制，战争结果一样毫无悬念，同二战德国击败比利时一样毫无悬念。

　　没有苏联解体前的瘫痪，美国是难以下决心调动本土、驻欧美军主力全力打击伊拉克的，而海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控制中东、利用石油美元维护美元全球霸权的力量。

　　第四，苏联解体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国防等综合因素全面研究，仅仅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少数几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相关论著很多。

　　这其中，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超级大国苏联没遭受军事侵略，也没遭受全面经济封锁(虽然美国动用了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手段)，它是完全败在了意识形态传媒这个决定性战场了。

　　在建立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之外，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建立了全社会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苏联1917年后大大缩小，但却没有赶上美国的生活差距。

　　“只要采用美国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国人一样生活，还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论主导的各类传媒讨论一切问题的核心。美国是刻意，苏联则是无意识地抹去了一个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国拯救危机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或滥发货币或高额举借外债，苏联，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

　　受美国资助的苏联各类传媒，极端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煽动对1917年以来苏联体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绝任何理性谨慎与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问题，只有推翻现体制才能解决!”

　　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苏联，不仅是知识界、而且领导层和公众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套洗脑传销，广大党员、公众对苏共解散、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叶利钦等人，违背公众(通过全民公投)保存联盟的民意，使苏联解体，都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静”。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正在中国重复着当时苏联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评价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数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很快按美国西方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的彻底改革，结果呢?几年之内，国民经济下降50%，超级通货膨胀，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和养老金，金融寡头的形成导致社会贫富极为悬殊，人均寿命下降近5岁，既没融入北约、也没融入欧盟，国防军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约东扩到了家门口……这样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

　　这些简单的基本事实数据，胜过中国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评价。

　　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与犹太裔金融寡头

　　苏联解体后，代总理盖达尔在总统叶利钦的支持下，于1992年初在全国推开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力荐的“休克疗法”。

　　第一步是放开全国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结果不到半年物价暴涨，全面通货膨胀，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了13倍以上，企业生产被大大压缩。

　　第二步是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急剧下降。

　　第三步是大规模私有化，一开始是将国有资产的约三分之一无偿平分给每个公民(每人领到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后来则是进行国企拍卖。

　　叶利钦——盖达尔呼吁公众“忍受阵痛”，承诺经过短暂的“休克”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将得以建立，经济和人民生活将迅速好转。

　　结果呢?不仅经济下降50%，公众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养老金，生活极为困难，最关键的是，所谓“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短短三四年，俄罗斯形成了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连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一度是由七八个商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包括撤换总理。

　　意味深长的是，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但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金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传媒机构，动用巨大财力支持叶利钦，在造成社会经济灾难之后，依然在1996年再次当选，叶利钦时代，“民主俄罗斯”是标准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同样也在中国贩卖“均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所谓“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验：反寡头与再工业化

　　接任叶利钦上台的普京，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认为俄罗斯第一次面临沦为二流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为了把国家从腐朽的金融寡头手中解救出来，他一上台就首先向寡头们开刀，诚然，他依靠了“西罗维基”的力量(在俄罗斯，特指安全、军队及军工强力部门)，但更多是依靠了公众渴望民族复兴与痛恨寡头的民意;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国外，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监狱。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没有恢复沙俄历史上的“反犹”狂热，在撤掉金融寡头的代理人总理卡西亚诺夫后，他任命了有犹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担任总理，并同购买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阿布拉莫维奇保持了合作关系。

　　即使这样，也大大激怒了美国西方，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证明西方传媒“客观自由公正”的现象：因为叶利钦的政策符合美国利益，所以他炮轰议会、建立金融寡头体制、制定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制宪法，就成了“捍卫民主自由”，按这部宪法，总统叶利钦可以像换衬衣一样更换总理，至于撤换部长，那更是随心所欲到极点，不少部长是在出差时在机场新闻广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职的，这让一个笑话一度在俄罗斯非常流行：“赫鲁晓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吃上土豆烧牛肉;戈尔巴乔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有新思维;叶利钦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当一次总理”。

　　而普京，因为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虽然他继承了叶利钦的宪法，包括他担任总统后担任总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声呼吁的“程序正义”，但他依然被称为“专制独裁”。

　　中国的自由派，也鹦鹉学舌般吹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民主自由”，攻击普京“专制独裁”。

　　苏联解体、休克疗法与金融寡头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去工业化进程”，今天，对发誓要推进俄罗斯现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而言，“再工业化”是他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挑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怎么突出都不过分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就有沦为“大号沙特”或“大号加拿大”的危险(其实现在俄罗斯的GDP已经与加拿大同一水平了，世界十名左右)。

　　苏联通过一系列坚定的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完整、质量较高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研体系及教育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也存在着进一步合理化改进的空间，但苏联解体、特别是工业基地乌克兰的独立与“投向西方”严重破坏了俄罗斯工业体系的完整，休克疗法更是对俄罗斯工业体系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

　　普京稳定经济秩序后，利用能源价格上涨，部分恢复了俄罗斯的工业与军工，但总体而言，今天的俄罗斯工业、科研、军工和基础设施还在吃苏联时代的老本，民用工业规模仅仅是美国、中国的零头，也远远落后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基本上与巴西、加拿大、印度处于同一水平。这样的民用工业基础也造成一度强大的军工科研体系持续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军先进装备方面，已经越来越难以同美国抗衡。

　　东欧剧变的“经验”：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借鉴价值

　　苏东剧变后的东欧“经验”，也是中国自由派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所谓的东欧“经验”，对当代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价值。

　　第一，冷战中东欧依然落后西欧，这是事实，但这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因为从罗马时代起，东欧就远远落后于西欧，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东欧同西欧的差距更进一步拉大，东欧中最先进的东德，工业基础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部德国地区，这还要考虑因为德国在苏联的暴行破坏，战后初期，苏联惩罚性地将东部德国地区的工业迁往苏联的事实。

　　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四十多年，东欧一度追近了与西欧的差距，但确实没有消除这个差距。

　　这和比较1949年后，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的发展类似，也和比较1917年后苏联与美国的发展类似：不充分考虑实行某个制度时的国情基础事实，是根本无法严肃进行体制比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后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加入了欧盟与北约的东欧国家(现称中欧或中东欧)，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并且在金融危机中，总体而言表现的更为脆弱。

　　第三，东欧国家，大的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大部分国家只相当于中国几个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规模，他们愿意不需要独立的政治军事地位，不需要独立完整的工业和金融体系，把支柱产业交由美欧外资控制，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这对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借鉴意义是很小的。

　　中国自由派硬要把东欧“经验”往中国套，这就相当于硬要把丹麦、挪威或新加坡、阿联酋的“经验”往美国套一样，是纯粹的无用功。

　　国进民进：国家控制资本、国企与民企

　　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的经济社会灾难，突出地证明了中国模式国进民进的正确：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家控制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包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共同进步。

　　攻击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具体做法，要求极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中国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联储对世界主导货币美元的调控，忘了美军对试图脱离石油美元体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击与恐吓——这是更直接更强硬的政府调控。

　　对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的具体做法和社会责任也完全可以探讨，但鼓吹取消国企、央企的中国自由派，应该知道世界范围内，金融、能源、粮食、军工、航空航天、铁矿乃至资本、超市的垄断现状，他们鼓吹的“充分自由竞争”，在当今世界这些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国企主导，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导。新华社的“国家脊梁 负重致远——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充分肯定了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进攻的优势远大于防御

　　苏联解体凸显了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战场，进攻一方拥有的优势远大于防守一方，因为进攻、设置话题、甚至造谣的成本远小于防守、回应议题和辟谣的成本，各国网络舆情普遍的“习惯性批判”特点又放大了进攻方的优势。

　　二战德军的“闪电战”，是以坦克和俯冲轰炸机为快速打击力量，突破对手薄弱的侧翼防线后，迅速插入对手纵深后方，在对手没有充分组织动员的情况下瘫痪对手的指挥通信后勤能力，瓦解包围对手并取得胜利，这和二战中美英军队的一线平推战术形成鲜明对比，波兰、法国及欧洲许多国家被德军的“闪电战”迅速打败，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在德军“闪电战”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美国(西方)瓦解苏联就是采用了一场标准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放弃意识形态战场指挥，为此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美国还是综合运用了外交、军事、情报、粮食及金融手段)，这使得整个苏联社会从领导到民众在极短时间内，仿佛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一样意志瘫痪，任凭国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视之，即使后来俄罗斯公众知道抛弃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强硬捍卫国家利益，也为时已晚，俄罗斯恐怕已经永远失去了恢复苏联时代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机会了。

　　今天美国依然依托其传媒及网络优势地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着以“颜色革命”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美国这么做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置其他国家于被动防守地位，防止对手利用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族群矛盾。

　　对中国而言，在意识形态传媒战场，防守是极为必要的，但仅仅防守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防守方面对进攻方是天然劣势，而且长期的被动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众面前丧失道德制高点，所以，在这个战场，即使中国的软硬件实力弱于美国西方，合理坚决的反击进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在苏联是悲剧，在中国是喜剧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他们追求的都是全面无条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多党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苏联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好歹还短暂“掌过权”(虽然很快就边缘化了)，而中国自由派一直就是边缘化的命运。

　　中国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显出了强大生命力，但后来他们肯定会为一个问题苦恼了几十年：为什么苏联东欧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就被“和平演变”，而同样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中国“和平演变”，二十多年了不仅始终没有成功，而且还愈加显得遥遥无期?要知道，中国同美国西方的力量对比，还远远达不到苏联华约同美国北约的力量对比。相信这个问题也让美国西方的决策者和观察家们感到了极大的困惑。

　　换句话说，为什么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在苏联(俄罗斯)上演的是悲剧，中国的自由派近三十年来上演的却是喜剧(他们多次“准确”预言的“中国崩溃论”，让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成为了喜剧和闹剧角色)。

　　第一，根本一点是，中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的，而苏联(俄罗斯)对政治、经济体制采取的都是激进的自杀式的“休克疗法”。

　　第二，如果说，美国西方联合苏联(俄罗斯)自由派打赢了一场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的话，那么美国西方联合中国自由派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却打成了一场阵地战、胶着战：苏联解体、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东亚金融危机乃至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西方的制度神话一再受到中国和全球的强烈质疑，需要辩解的方面越来越多，按军事术语，美国西方和中国自由派需要防御的战线越来越长，薄弱地段越来越多，需要从进攻中抽调用于防御的兵力也越来越多，而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客观上又使得中国用于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进攻和防守兵力越来越强。

　　第三，美国西方，特别是中国自由派的战术， “几十年一贯制”，还是科济列夫、盖达尔时期的老套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出国留学、工作、旅游，美国西方过去的神话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口中的“不过如此”，这是中国和过去苏联的最大不同。

　　第四，网络的出现，凸显了中国自由派战术的落伍，因为年轻人获取知识更为迅速便捷，中国自由派费了半天劲，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雄文”，放到网上往往得到的是这样的评论“这些土包子，怎么还是几十年前的旧货啊，能来点儿新鲜的吗?”有网友认为“互联网早普及二十年，苏联也许就不会解体。”不少中国自由派哀叹在网络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合进攻”。

　　第五，很多爱国学者和爱国网友对中国自由派攻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西方的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自由派将长期存在(还要考虑美国对中国“颜色革命”产业化运作)，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国自由派对“爱国主义”的攻击，恰恰作为反面教员把更多的青年人恶心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对此，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与其把他们当成“第五纵队”，不如把他们当成德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意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国认为，让意大利人当敌人比当盟友更有价值。

　　我们应该欢迎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扮演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的盟友”，他们不仅阻碍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在不停地上演着一幕幕喜剧，为众多网友们提供着欢乐。

　　打脸党魁尼克松：评价科济列夫

　　让我们来看看尼克松对科济列夫的有趣评价。当尼克松向科济列夫请教新俄罗斯的利益问题时，俄国外长谦恭地说：“苏联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卡在国家利益上，所以，现在我们将更多地考虑人类共同的价值问题(注：这很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中国自由派嘴里的“普世价值”)。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够提醒我们该怎么确定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事后尼克松评价说：“当我任副总统，后又任总统时，我竭力表明我是一个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搏斗的狗崽子(注：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使用最频繁的词组都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这方面，基辛格是个更大的狗崽子，有时候我还要向他学习。当苏联刚刚解体，新俄罗斯需要保卫和加强的时候，他的外长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个多么好的家伙。搞不懂俄国人为什么不派他去慈善机构工作。“

　　尼克松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盖达尔和中国自由派，按中国青年网友们的术语，尼克松，“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的前总统，是个标准的打脸党。

　　即使尼克松曾经怀疑科济列夫的言行是场战略欺骗，人们也应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在美苏谈判中一再无条件放弃苏联的重大战略利益时，主导美国战略的冷战老手布什、切尼、盖茨等也曾多次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阴险的战略欺骗，因为超级大国苏联并没有战败，而德国总理阿登纳、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过 任何微小的机会在美国面前捍卫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的言行，远远超出了文明社会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

　　中国自由派对“百年边缘”的反思：救亡压倒启蒙

　　总是要求中国公众无休止地反思所谓“国民性”的中国自由派，有没有对自己“百年边缘”的命运，进行过反思呢?

　　有，最经典的就是“救亡压倒启蒙”，最新的就是“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就是中国自由派的所谓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立志于使中国自由派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那我肯定会对这样的“反思”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理论上，把“救亡”和“民族主义”从“启蒙”与“普世价值”中剥离，这在“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西方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歌和美国的入籍誓词中就可以证明这点;实践上，这几乎相当于公开宣称，我们中国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我们就是要“百年边缘”，“永远边缘”。

　　青年一代读懂了中国：让四代飞!

　　中国四代机的首飞，在中国网络上，特别是在各大军网上引发了近年互联网上少有的轰动，一个80后军迷写下的感言，让众多年轻的军迷们热泪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读懂了中国：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国家民族意志、工业体系、科研体系与国防军工体系的整体进步结果。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将四代机F—22投入现役，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四代机也才刚刚首飞一年，经济强大的欧盟、日本都只能依赖等待美国低一档次的四代机F—35。

　　四代机的首飞，标志着中国捍卫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广大理性的军迷网友们，也坦率地谈到与美国的差距，谈到了中国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创新与民族产业升级方面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国自由派大多数“非常正常”地对这件事保持了集体沉默。

　　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警告国民“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他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为自豪。”

　　这段话，很像是对中国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们继续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继续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他们就永远也不要奢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青年，他们百年边缘的宿命，也就将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