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周恩来与毛泽东间的最后一次正面冲突(图)

　　1956年的“反冒进”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面冲突。

　　1956年，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号召批右倾保守。周恩来等人主张积极稳妥地发展，提出反急躁冒进。

　　同年的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

　　反保守还是反冒进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于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

　　2月8日，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却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

　　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薄一波、陈云等人也都主张“降温”。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周恩来的胜利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 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那里的钢铁厂。

　　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继2 月― 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等十几个题目。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考察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

　　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惟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三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毛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 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

　　“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周恩来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方针之所以能够在最后关头为毛泽东所接受，一个重要因素是莫斯科的态度。

　　建国初期， 中共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尽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个人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也从来没人对此有所觊觎，但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人，毕竟是与他共同历经磨难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感觉和情谊还在，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围里，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有分歧，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内，他们还是愿意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核心提示：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新闻媒体不可能不报道，有关的著作不可能不载入史册。而国内的报道和有关的著作，均无此记载，说明没有此事。

周总理在国庆10周年时的标准照（来源：资料图）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做最后告别悼念。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那么，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是否曾到医院看望呢?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谈话。

　　〔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5页。

　　据多方面查证，此记载有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

　　1975年，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9月20日下午，在医院第四次做手术。10月24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在做这次手术时，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陆续到医院探望，但其中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呢?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中写道：

　　自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手术，病情一直在恶化。毛主席对他的健康非常挂念，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探视，便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那里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因而，一个时期以来，张耀祠往305医院跑得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

　　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

　　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毛泽东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不可能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后，气息已变得非常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第二天上午9时，便与世长辞。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以及首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因为病情严重没有参加。

　　总之，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新闻媒体不可能不报道，有关的著作不可能不载入史册。而国内的报道和有关的著作，均无此记载，说明没有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