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副市长:挣了钱都去看病了 哪还有幸福指数?

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

　　“如果挣了钱都去看病了，哪里还有幸福指数?”在1月17日北京市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小组会上，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关于“幸福指数”的一番言论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议。丁向阳建议，应将居民的幸福指数纳入区县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内。

　　中国多个省市的地方两会最近集中召开，在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委员们的讨论中，“幸福指数”被频频提及，成了地方两会上的一个热词。

　　巧合的是，同样是在1月17日，在西半球的德国，一个名为“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的机构宣布成立，让“幸福指数”成为媒体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此之前，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也纷纷展开了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专项研究。

　　有专家分析称，“幸福指数”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此前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至上论”将转向更多元化的评价标准，目的是要在满足国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方面达到一种平衡。不过，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和西方在做法上还有着很大的差异。

　　西方启用“幸福指数”

　　“新办法将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向导，告诉他们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样，民众的生活状况是比过去好了，还是更糟。”对于这种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统计办法所要起到的作用，德国“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达尼埃拉.科尔贝女士颇为期待。

　　这个由德国联邦议会成立的委员会将在未来两年半的时间内研讨是否把教育、环境、生活品质等更多人性化指标融入到现有的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当中。委员会有17名正式成员，来自议会的各个党派，此外还有17名相关各领域的专家协助配合此项研究。

　　委员会的目标是找到一个仍以GDP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的新统计指标。科尔贝表示，两年半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但她和其他委员会的成员将朝着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争取在既定时间内拿出具体成果。德国有分析人士指出，根据新统计办法的目标，德国未来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时，GDP这个传统的经济定量标准还将继续使用。不同之处在于，新办法将同时引入在环境、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统计指标。

　　德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首先提出要将国民“幸福指数”引入社会经济发展考核指标的国家，却是迄今为止提出了最具体的研究方案并给出明确时间表的国家。在此之前，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

　　早在2008年初，法国总统萨科齐就邀请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领衔一个专家委员会，设计将“幸福指数”引入衡量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方法。2009年年底，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将物质条件（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职业、政治参与度、社会关系、环境以及经济和人身安全性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标。

　　英国《卫报》2010年11月15日的一篇报道称，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请国家统计局制定出衡量国民“总体幸福程度”的方法，以评估英国居民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幸福感，卡梅伦政府打算把依据新方法得出的评估指数置于未来决策过程的核心地位。该报道还称，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也已着手调查引入“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案的可行性。

　　“不丹模式”影响全球

　　2008年7月，著名影星梁朝伟和刘嘉玲的一场婚礼让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袖珍小国不丹名震一时。两位影星在不丹举办的豪华婚礼成了当时中国各大媒体娱乐新闻的头条，而婚礼举办地不丹在中国的知名度骤增。

　　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面积只有不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80万。不过，凭借上世纪70年代独创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让西方侧目。

　　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啸的浪涛中难以自拔时，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来到不丹，试图从“另类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只是提高GD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由四大支柱组成，分别是：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实行善治良政。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为了追求公平发展，不丹全民提供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并对入境游客的人数有严格限制。近几年人数上限在逐渐提高，但最新的规定依然相当严格：每年不超过2.8万人。

　　不丹在提出GNH这个创造性概念之初，并没有受到外界多大的关注，然而随着“不丹模式”在实践中的效应越来越好，世界上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加强了研究。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对不丹的创举做出评价：“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幸福指数”的中国误区

　　“幸福指数”的概念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线相比于西方来说并不晚，但真正被重视起来并进行研究大约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随后，“幸福指数”开始零零星星地被一些地方官员提及，直到最近变成很多地方政府红头文件上的热门词汇。

　　近些年来，中国多个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百姓“幸福指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也开始进行关于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调研，这对于转变“GDP至上”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和社会矛盾都是有利的。但总体上看，这些调研目前大多停留在很“虚”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不丹那样将其融入到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去。不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幸福具体化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柱，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有专家指出，现在多个地方政府在热捧“幸福指数”概念时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误区：其一是方向不明确，虽然一些官员口口声声说“幸福指数”，但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楚“幸福指数”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统计出来;另外就是“冒进”势头明显，不先去钻研“幸福指数”这个新课题，不先去搞明白我们的“幸福指数”是照搬别人的还是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创新，却已经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写入红头文件。方向未明，步子先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和西方国家先研究然后等到得出结论再实践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出入。很明显，西方的一些做法更科学，值得我们借鉴。

　　感受不丹人的幸福

　　早就听说，在不丹看不到贫民窟，也看不到华丽的豪宅，不丹人的幸福都写在脸上。

　　不丹男子独特的衣着：穿着细格子布的“帼”，看上去像连衣裙，腿上是黑色的长筒袜，很引人注意。不丹人长得和中国人很像，但在首都廷布，不丹人的脚步不似大城市里的中国人那样步履匆匆，而且只要你举起相机，他们都会冲你露出朴实的笑容。

　　不丹是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国家，贫富差异确实不大。廷布的楼房大都只有两三层，街上的汽车很少，也不鸣笛，到了晚上一声声狗叫清晰可闻。这里有电影院、酒吧，网络也很发达，很多家庭都有宽带网络。此外，在廷布还可以收看到50多个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9套的英语节目也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

　　不丹人对国王非常尊重，喜欢过缓慢平静的生活，知足常乐。不过，现在年轻人也慢慢在改变，受到了西方的一些影响，他们今后能不能将现在的幸福感进行到底，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