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只供中共高干阅读的溥仪自传原稿终面世(组图)

　　[导读]《我的前半生》这本由出版社编辑代为撰写的“忏悔录”并非溥仪的原稿，直至2010年岁末，那本曾经只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的真正的溥仪自传，才得以正式公开出版。

　　1986年，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左）、李文达（中）和溥杰（右）在一起。溥杰、李文达应邀担任影片《末代皇帝》的历史顾问

　　溥仪“忏悔录”：50年后才露面的原稿

　　50年前，一本记载中国末代皇帝生活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全本公开发行，至今印数超过数百万册。然而这本由出版社编辑代为撰写的“忏悔录”并非溥仪的原稿，直至2010年岁末，那本曾经只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的真正的溥仪自传，才得以正式公开出版

　　“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前半生所走过的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1951年，一位45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了这句话。彼时，中国尚且在政权更迭的转型之中。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忘却了这个男人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实际上，这是一篇同题的命题作文。那所监狱中的所有“伪满”战犯都被要求写下名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

　　作为前清帝国的君主和新政权的囚徒，溥仪的忏悔录被印刷成册，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之后，这本书被大幅度改写、加工，公开出版，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后又被官司缠身多年。而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公开出版的这本书与原版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直到60年后的今天，溥仪在监狱中亲手写定的原始版本终于公开出版。

　　自传原貌首度正式公开

　　“灰皮本”是沿用了历史称谓。1960年代初，溥仪的自述《我的前半生》印刷400本，由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这个灰色封皮的内部资料，被口口相传为“灰皮本”。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那之后的50年中，灰皮本只是个传说。

　　这本于2010年岁末正式印刷出版的“灰皮本”，除了装帧和印刷变得精致了一些，与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出的原稿基本上一致。

　　“我们想能给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知道这些事的老人们一个一个都没了，把这个版本出版了，也算抢救一段历史。”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灰皮本”的编辑过程相对简单，最复杂的部分也不过是找人将以前的原始手写版本录入电脑，再数度将繁体字转为简体字。让编辑费心思的部分是书内的一些错误和硬伤。比如，地名错、人名错、溥仪半文半白的语言习惯以及他自己生造的词句表达。“我特意问了一些历史专家。他们说，编辑不能随意更改原始历史史料的细节，这是基本行规。”孟向荣回忆说，“我们最终就按照原貌呈现，其中的细节和不准确的地方让读者自己去分辨。”

　　“灰皮本”《我的前半生》分为六篇十三章。溥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从出生开始叙述，讲述了登基、退位、与日本人合谋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直到最终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的全过程。书中的语言和内容充满着奇异的对抗。一方面，溥仪不自觉地保留了老派且有些雍容的语言习惯；另一面，又自觉向新政权的无产阶级话语靠拢。这个曾经的君王不停地将自己称为“恶事做尽无可宽宥的人”，他认为“在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阳光下……为自己反动罪恶思想消了毒”。

　　在责编孟向荣看来，这就是一本悔罪书，“是一种反复唾骂自己的典型的狱中风格。”人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和政权更替，还有一个帝王在巨变之中的不知所措和极度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在50年前的特定政治气氛下，注定它无法公开出版。

　　“溥仪在这本忏悔录中对他以及他那一伙‘封建余孽’在几十年以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残害人民的严重罪行做了一些自我揭露。他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还都没有进行查对……以供内部参考。”这是群众出版社1959年12月在刊印“忏悔录”时的出版说明。

　　“那本书就用四号字印刷了400册。”作为当年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年过八十的王兰升还清楚得记得当时的细节。

　　在公安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二弟溥杰帮助执笔，一群同样被关押的“伪满”大臣提供资料，溥仪写出了《我的前半生》。几名狱友自刻蜡纸印刷了油印本。管理所领导将几十本油印本送往公安部十三局。时任局长苏宇涵、副局长姚伦发现了这个帝王的回忆录相对系统，于是，委托同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重新印发。这才成为最初的“灰皮本”。

　　当时印刷厂的工人没人清楚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奇怪的名字到底是谁。在印刷完毕后，出版社发现，“溥”字竟被错印为“傅”。“当时就派人去印刷厂用修脚刀把单人旁刮掉，再把三点水盖上去。”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至今还能回忆起这个离谱的错误。

　　随后，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本特殊的回忆录，希望能够公开出版并翻译为外文向国外介绍这个被共产党改造的末代皇帝。实际上，这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展示的一个成果――共产党人宽恕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封建君主，并且用无产阶级思想将其改造成新公民。

　　被重新改写的“自传”

　　但无论是史实的准确程度、写作结构还是政治标准，这个粗糙的版本都无法满足其作为改造成果介绍的出版要求。它必须被改写。这样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的身上。

　　1959年12月4日，溥仪受到特赦。

　　政府组织这批被特赦的犯人在“新中国”参观半个月。之后，溥仪回到北京。群众出版社时任总编辑姚艮将溥仪约到编辑部，向他说起修改出版回忆录的计划。谈论此事时，出版社里一位名叫李文达的编辑就在一旁，这是他与溥仪第一次见面。从那之后，他成为了这本书的修改人。

　　1960年4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也在香山饭店开了房间。每天下午，两人见面，由李文达提问，溥仪口述，共同研究修改方案，一直持续一个月。“我发现他认罪悔罪的描述有些过头。而悔从何来，思想怎么发生变化的看不出来龙去脉。”李文达在他生前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个月后，李文达递交了修改初稿，但同时希望出版社允许自己到东北实地考察。得到同意后，李文达带着助手去往东北。近两个月的考察之后，他决定彻底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以写清溥仪到底如何“从人变龙、再从龙变人的全过程”。这其中有李文达自己的设计，他希望能更多地袒露溥仪内心转变的路径，这客观上就是共产党改造战犯成功的模板；另一面也有来自相关部门的要求，他们不希望外国读者从书中看到新中国的监狱对溥仪有过大的压力。

　　“作为助手，我们几个人就分头查资料。到故宫博物院、到档案馆。没有别的办法，所有资料就靠手抄。”王兰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也不确定要什么资料，凡是和溥仪有关的全都得抄来。”

　　那时，李文达腾出了出版社一间八九平米的屋子，把搜集的资料堆在那里。溥仪也成了出版社的常客。“我们都好奇，有时候就借口拿东西去那看一看溥仪是什么样子。”原文艺编辑室编辑赵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正值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李文达全面脱产、专心写作。出版社对他的唯一特殊待遇是隔三差五能吃到一顿夜宵。

　　长时间的合作已经让溥仪和李文达熟识。大清帝王和新中国的编辑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李文达那时不会想到，在几年之后的文革中，他会因为这个组织交代的任务蒙受苦难。

　　平静的写作过程持续了三年多。1962年2月和6月，分别排印了三卷本和两卷本，两次送相关部门审查。与此同时，出版社邀请了超过20位专家学者对初稿进行审读。综合溥仪个人要求、当时政治环境和专家的学术观点，最终从原稿中删除了十几万字。内容包括溥仪的离婚、将婉容的私生子扔进锅炉等细节以及对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描述等等。删节的标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因为溥仪刚刚结婚，涉及之前婚姻和私生活的细节给予删除；第二是“一些与主旨无关的历史背景”。

　　这个删节后的版本被称为“定本”，由李文达的助手王兰升作为责任编辑在1964年3月正式公开出版。与溥仪在狱中最初的手稿相比，这本超过40万字的书已经彻底变成了一部全新作品。封面上的作者名只留下了爱新觉罗・溥仪，李文达甘居幕后。在书正式发行前一个月，出版社征求中宣部和统战部的意见，决定将稿费的一半五千元付给李文达。

　　从此，这本有着典型报告文学模式的书稿被当做溥仪的亲笔自传流传海内外。

　　60年后仍是“悬案”

　　从1960年代至今，这部定本《我的前半生》印数超过180万册。一直到了2004年，群众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开始提出是否能将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就的“灰皮本”和后来又李文达改写的全本同时出版，以便能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全貌。

　　“我们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来还是先出全本。”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回忆。

　　2007年1月《我的前半生》全本正式发行，在原先定本的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删除了的十几万字。市场热捧的同时，麻烦接踵而至。溥仪胞弟溥任的代理人黎园声称书中恢复的内容暴露了溥仪大量个人隐私，严重伤害了溥任的感情。并且认为书中存在硬伤，例如登基日期错误等。

　　“我后来查了，两个登基日期，一个是阳历一个是阴历，其实就是一天。”该版本编辑孟向荣对记者回忆。从此这本书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官司纠纷。这其中包含着特殊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出版背景、特殊人物的家族感情和更实际的经济利益。李文达及其家人、溥仪的在世亲属以及几家出版社全部陷入纠纷中。直到现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版权归属仍是悬案。

　　在全本引发官司三年之后，真正由溥仪撰写的“灰皮本”终于得以公之于世。

　　在“灰皮本”的结尾，这个曾对数亿中国人有生杀大权的帝王写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决心是：我不能离开太阳，同样，我不能离开共产党。这就是我今后的唯一方向！” ★

　　编辑记忆中的溥仪

　　作为1964年定本《我的前半生》的责编，王兰升与溥仪有过多次交往。在他的眼中，末代皇帝早已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口述/王兰升

　　整理：本刊记者/杨时

　　最初我作为李文达的助手帮助他查资料，1960年的时候，李文达和溥仪就已经很熟了。他们最早在香山饭店谈稿子，我没去。后来溥仪就经常到出版社来了。

　　当时去见溥仪的时候，我的感情也很复杂。一方面也想见见他，毕竟是曾经的皇帝，也好奇；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个大汉奸啊。这个事情有可能粘包啊（注：方言，指受牵连），后来文革的时候还真粘包了。当时有人指着鼻子问我，“你去见溥仪是什么感情？什么立场？”

　　后来我见溥仪的次数就很多了。他们就在出版社楼底下的一个小屋子里谈稿子，溥仪每次就直接去那里。不是天天都来，但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嘛，倒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围观。但是有时候我去采访以前溥仪身边的人，就会有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我去采访以前的太监，他们听说我是来问溥仪的事情，一下子就把我包围了，问我“万岁爷还活着呢？”其中有一个小太监一直跟我说，“你和万岁爷说，我小名叫福寿，我一直惦记着万岁爷！”

　　在谈论稿子的过程中，当然是李文达主动。其实，溥仪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像个皇上的样子。说实在的，溥仪这个人没什么能耐。他后来接见外宾，每次都说同样的那一套话。去出版社的时候，他穿着中山装，连扣子都是扣错的。这不是谣传，是真事。

　　溥仪在谈论稿子的时候，很少和李文达争论。有时候说着说着，溥仪就哭了，他一直觉得很多事他有罪。当时，溥仪已经比较正常了，看起来就和普通人一样。后来我们熟了，就互相喊“老溥”“老李”“老王”，就像朋友对朋友一样。有时候谈稿子晚了，就带他一起去吃饭。

　　在谈论书稿的时候，溥仪对一些事还是很避讳的，比如婉容的私生子、婉容抽大烟之类的事情。后来在讨论书稿删节的时候，溥仪也提出来他刚刚和后来的妻子李淑贤结婚，能不能把之前他婚姻的一段删掉以免影响现在的婚姻。我们也都尊重了他的意见。

　　书（注：全本）出版之后，出版社请了溥仪、溥杰、姚艮、李文达还有我一起吃饭，溥仪对于书能出版非常感激，还给李文达写了条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