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张玉凤一次巨大分歧――你办事我放心(组图)

资料图：华国锋

资料图：江青与张玉凤

　　文章原载《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日子的中国报纸上，几乎在每一个版面上都能见到用黑体字印刷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一首署名“胡工”的《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诗，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写的这六个字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对于华国锋的无限信任的情感：

　　你办事，我放心！

　　毛主席亲手写金文。

　　你办事，我放心！

　　毛主席和华主席，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军放心，全国人民皆放心。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党的接班人！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

　　莫道画皮重重！有华主席号令，

　　“四人帮”一举扫尽！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党兴旺发达，

　　无产阶级大业后继有人！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神州更壮丽，人民倍精神！昆仑矗天立，

　　大字金粼粼：

　　你办事，我放心！

　　东海放声歌，天下一强音：

　　你办事，我放心！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走上天安门城楼；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1976年10月29日，不是以两报一刊齐出面，而是单独以《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了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这篇社论，对于华国锋的“无可争辩”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地位，进行了论述。

　　社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社论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的人物”进行了论述，论定华国锋是毛泽东最“放心”而又具备“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的革命领袖。社论的关键性的一段话，是号召人们“高度自觉地热爱”华国锋。社论这样写道：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

　　最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

　　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著名画家刘文西和秦天健、谌北新、黄乃源合作，在1977年1月，创作了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空白。

　　著名国画家李延声精心创作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在北京，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这幅画。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乔冠华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时的知情者。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第299页中，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

　　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1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年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章含之还写及，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在接受审查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乔冠华在诗中写道：

　　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

　　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章含之的回忆录，似乎就是为乔冠华“洗沉冤”的。

　　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在受到审判时，曾经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字条，一语惊人。

　　那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这次审判主要是关于江青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居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照江青所说，毛泽东的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江青的话，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就在华国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际，一个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人要“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却是华国锋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了。

　　各地的“双庆”大会，无一例外地要发出“致敬电”――这原本是因袭“文革”中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发出“致敬电”的惯例。各地的“双庆”大会所发出的“致敬电”，一开头无一例外地写着：“华主席、党中央”。

　　细细查阅当时的报刊，可以发现，对于华国锋和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只是提“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之类的话，因为宣传大权掌握在姚文元手中，不可能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即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五天，即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此后的报道中，出现“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号召……”；

　　不久，“华国锋同志”被“华主席”所代替，成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样“步步高”，也还属“正常范围”。

　　然而，提高到“华主席、党中央”这地步，则已经属于“不正常”了。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原本是中共中央成员之一，把“华主席”跟“党中央”并列，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先“华主席”，后“党中央”，则是明明白白地把“华主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细细探究起来，这“华主席、党中央”其实是当年“毛主席、党中央”的翻版而已。

　　在“文革”中，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出的“致敬信”一开头是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连“党中央”都不提。

　　后来，总算提“党中央”了，但是写成“毛主席、党中央”。

　　后来，在党内的请示报告中，则简称为“主席、中央”。这在“文革”岁月，已经成了惯例了。

　　这种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加了S的。”所谓“加了S的”，是指英文中复数名词大多要加S。

　　在苏联，斯大林曾大搞个人崇拜。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花了7个小时作长篇报告，题目就是《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得知赫鲁晓夫的报告，最初也曾同意批判个人崇拜。所以，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吸取教训。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才过了三个月，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见不到“个人崇拜”一词了。毛泽东把“个人崇拜”换成了“个人迷信”，只提“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再批判个人崇拜了。

　　这样，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曾出现过十四次的“个人崇拜”一词，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一次也没有提到。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终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对于个人崇拜的观点：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这话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应全盘加以否定的，不存在“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迎合毛泽东，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在这里，柯庆施不光是提倡个人崇拜，甚至提倡个人迷信。面对柯庆施如此献媚之语，会上居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批驳。柯庆施深得毛泽东“宠幸”，不久便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得以从中共中央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日益造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造成了“主席、中央”的局面。

　　也正因为毛泽东热心于个人崇拜，所以才会由个人选定接班人，所以才会选定林彪那样鼓吹所谓“大树底下乘凉”之类马屁精作为接班人。

　　也正因为毛泽东个人决断一切，所以才会由他“亲自发动”了那场给中国带来巨创深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个人崇拜就是对领袖个人的神化、偶像化，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和盲目信仰。个人崇拜是个人专断的前提。

　　“主席、中央”也就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主席、中央”，不只是一种在“礼节”上表示对于主席的尊重，而且也在事实上反映主席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主席既可以指挥中央，也可以否定中央决议。

　　例子之一：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共发出了邀请。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他请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而且说明代表团去了苏联，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来上海，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道：“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例子之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由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的，毛泽东亲笔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时，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人们知道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不敢提出原则性的否定意见，但是既然参加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是，陈伯达、康生说，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动！

　　这时，就连刘少奇也不能不如此感叹：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连刘少奇在会上都说这是“独行专断”！可是，最后还是一字不易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

　　以上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主席、中央”――“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主席可以否决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否决主席！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成了“最高指示”，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无限“神力”，就因为个人崇拜。

　　在“文革”，“上面一言堂，下面一边倒”，这也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崇拜所造成的。

　　毛泽东在晚年把“党领导一切，领袖领导党”演变成个人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把领袖高高地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所以“主席、中央”，所以“一句顶一万句”。

　　华国锋一切“照过去方针办”，连“主席、中央”也“照过去方针办”。

　　正因为这样，在华国锋上台之初，铺天盖地的“致敬电”，连篇累牍的“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显露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的端倪，表明毛泽东多年以来的个人崇拜被华国锋完全接受，仍在延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