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强已至，文明还远

　　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

　　一个世纪的开端，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往往不是从自然年算起，而是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20世纪是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开始的，那么，21世纪的开端在哪里？若干年后回头看，很有可能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逐步改变着世界政治的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认的事实。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

　　富强如何压倒了文明

　　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资料，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上，却前仆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式富强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含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于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迷信物质力量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中的内在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内含了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仰仗各种现代神话，其实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30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源远流长的人文与宗教传统之所以仍有意义，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启蒙理性与国家理性

　　在法国巴黎，有两所世俗化圣地：先贤祠与荣军院大教堂，象征着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两种正当性。埋葬在先贤祠的伏尔泰、卢梭、佐拉、雨果等启蒙知识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正当性；但近代的法兰西还有沉睡在荣军院里面的拿破仑所代表的另一种正当性，那就是以国家荣耀为最高追求的帝国正当性。

　　自由主义继承的是先贤祠的启蒙传统，而中国“左派”经常批评荣军院的帝国本质。实际上，现代西方正是有这两张面孔：启蒙与国家、文明与帝国。而且，对于大国来说，民族国家与帝国之梦又难以分离。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国家的启蒙正当性，而国家主义者要的却是帝国的正当性。《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说穿了就是想重温帝国的旧梦。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这个帝国争霸的世界里面，难道中国可以只要王道（自由民主）而舍弃霸道（强国梦）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响应国家建构这另一种正当性呢？

　　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将西方单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自由派则缺乏沃勒斯坦那样的世界体系视野，从国家关系的内部考察西方法治国家的面相。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与这两歧性有关。对于西方的两张面孔，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各自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发现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与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人性其实也差不多，存在着一个内部的紧张。

　　是国家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从马基雅维里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但到了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惟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国家理性是现代性的内在的一部分，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国家理性是不可避免的合理性，它是现代的必要之恶，但需要有驾驭恶的文明力量。当下中国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

　　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结局大不一样——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的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多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尚未崛起。已经崛起的是富强，尚未崛起的是文明。中国的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作者：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