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的“复旦宪章”

　　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读到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报道：《复旦大学制定“复旦宪章”限制校长权力》(2010年12月31日《东方早报》)。这是我在2010年读到的有关高校改革的最“给力”的文章之一。

　　据报道，在“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杨玉良院士的主导下，复旦大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争取以大学“宪章”的形式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宪章”除了明确要求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外，还规定校学术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具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决策权，甚至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如果“复旦宪章”可以实施并推广的话，那么，中国高校所患的行政病将得到救治，学术和教育将至少部分地拥有独立的灵魂。我这样说话并非仅仅是受了杨玉良院士理想主义情怀的感染，更是源于一个学者和教师对《复旦宪章》的认可。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从院系到校，“一把手”都牢牢地掌控着人事权、财务权、学术权。从人员的聘用到经费的分配、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所有重大事务都由“一把手”说了算。大的“一把手”决定小的“一把手”的浮沉之路，小的“一把手”则决定所有无权无势者的命运。通过层层分封，中国高校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体系，建造了一座座权力金字塔。可以说，引导大多数中国高校的不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是主奴二分法。在这个等级制体系中，没有权力的学者、教授、管理人员处于底层，非但不能真实地参与决策，而且无从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能唯权力的马首是瞻，变得唯唯诺诺、浑身媚气、心境灰暗。部分人于心灰意冷之余不再忠于教书育人的事业，走上了“白天是教授，晚上是叫兽”的沉沦之路。无魂的学者和教师自然无法创造有魂的学术和教育。教育失魂和学术失魂现象越来越普遍化，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则日益为国人所诟病。

　　面对中国高校的诸多病症，人们曾开出过各类药方。其中，单纯强调道德主义的药方不但显得空洞，而且凸显了对无权无势者的暴力态度：在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结构中，在“一把手”全面掌控“群众”命运的体系里，要求无权无势者保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无疑于将他们置于两难境地，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各类冷笑话。解铃还须系铃人，体制之病必须在体制的层面上治疗。既然中国高校之病源于集权体系，那么，不建立分权的体制就无法消除其病根。没有具体的分权体制，“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不是永远的追忆，就是永远的理想。分权的实质是弱化权力而强化权利，让普通个体由服从者、匍匐者、无力者站立成为权利主体。只有当普通教师能够以权利主体的身份为与各级行政权力对话和博弈时，他们才能重新学会直立行走，才能有尊严地活着，中国大学和中国学术才能有灵魂可言。从这个角度看，复旦大学以章程的形式限制校长等各级一把手的权力，要求“依法治校，民主决策”，凸显学术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作用，无疑走对了方向。

　　中国高校需要“复旦宪章”，需要实现“复旦宪章”所代表的分权、自治、制约精神。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我祝2011年的中国出现更多的“复旦宪章”，祝更多的“复旦宪章”由理想变为现实。（作者：王晓华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